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혜인고려사의 소동파 호법상과 적산
2015년 11월 30일 19시 24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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작성자: 天命玄鸟
慧因高丽寺的苏东坡“护法像”与赤山
——再论苏东坡的宋丽外交思想及实际行动
目 录
前言
慧因高丽寺与苏东坡的因缘
北宋晚期东北亚的国际局势
苏东坡的高丽观及宋丽外交思想
赤山、赤山神和新罗神——“海上王”张保皋
结语
参考文献
关键词：慧因高丽寺、苏东坡、赤山、赤山神、张保皋、宋丽关系
前言
1996年，在杭州高丽寺遗址中，出土了一尊高2.3米的文官石雕像。1997年经过全国30多位专家考证，一致鉴定认为该石像是苏东坡。传说苏东坡曾是高丽寺的珈蓝神护法，但在史书上记载，苏东坡当太守时，却一直反对宋朝和高丽的佛教交流，并曾经引起一场规模不小的涉外纠纷。
那么，他的石像为什么会出现在高丽寺的遗址上？他为什么要反对宋朝和高丽的交流？他所引起的那场涉外纠纷的真相究竟如何？开浚西湖时，西湖边的众多山麓中，苏轼为什么偏偏选定慧因高丽寺的风水宝地—赤山？从慧因高丽寺的风水宝地赤山，联想到山东石岛的赤山及与其相关的“赤山神”乃至“新罗神”——“海上王”张保皋，难道只是凭空瞎想的吗？
慧因高丽寺与苏东坡的因缘
杭州佛教文献丛刊 19慧因寺志 （明）李翥 杭州出版社；
〖序〗
高丽慧因寺，盛于晋水禅师，名于三韩弟子，而韵于东坡居士。居士取赤山土，以实六桥之堤。形家言断其左臂，不利于寺，誓身为伽蓝神以护之。
〖慧因寺志卷之四 檀那〗
苏文忠公轼 据文忠《却贡疏》云：“自熙宁以来，高丽屡如朝贡，两浙骚然。皆因奸民徐戬等。交通诱引，妄谈庸僧净源，通晓佛法。以致义天羡慕来朝，从源讲解。源死，其徒复持真影舍利，违禁过海，以致义天差人祭奠，兼进金塔探瞰。朝廷受之，则以贪示外夷，计构纷然，朝贡踵接。夷使所至，图画山川，购买书籍。不惟中国受疲，而边防亦疏。乞却金塔勿受，绝其来意。”云云。则是文忠目晋水为庸僧矣。何以伽蓝之誓护持茲寺如此，其大且久也。大都文忠此时，护国之心甚于护法。因晋水之名高且远，恐以一高丽为诸岛夷倡，县官费且不赀，终酿祸衅，不得不加“庸”之一字，以杜夷使之来耳。若曰源非中国所尊，而远夷向往如此，不几贻笑中国耶！然玩其《疏》中云“从源讲解”，非善知识，何由得讲解？又云持源舍利过海，非真罗汉，何由得舍利？既已善知识，真罗汉矣，尚得谓之庸乎？是文忠故矛盾己说，以示此僧之不庸。而姑借一字之贬，以距外夷而安中国也。欲示中国之尊，即佛印之据座，以为得体；欲弥中国之衅，即晋水之方来，以为生事。总文忠护国之心，甚于护法耳。异日伽蓝之誓，不独补赤山，亦以谢晋水也。赘言以识观者之惑。
苏东坡的石质雕像的碑文记载，苏东坡为政杭州时，为开浚西湖，令匠作掘慧因高丽寺旁赤山以筑湖堤。此举，遭到寺僧们的强烈反对，理由是：赤山乃风水宝地，掘土将致祸患。面对跪成一地的僧人，匠作头目一筹莫展，工程被迫搁置下来。苏东坡闻讯，亲自来到施工现场。道理讲了再讲，可寺僧们丝毫不退让，理由还是那条：破坏风水，天降灾祸谁担当？
北宋时期东北亚的国际局势
唐朝灭亡以后,中国呈现了一片割据之势,宋代虽然出现了统一的国家，但宋的实力欠缺及先天不足，其所面临的环境一直是强敌压境，契丹与西夏都对等的与宋同称皇帝。宋在与辽国的交锋中不仅处于下风，而且还要对其“每岁纳币”，与西夏也一直保持着战争状态。北宋时期，是中国中央集权时代国家安全面临威胁的典型时期，是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最为强烈的时代。维护国家安全是北宋统治者的头等大事。残酷的现实毕竟比传统的观念更能移人心神，宋朝士大夫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终北宋一朝，从最高统治者到士大夫阶层，所忧所虑最多的，就是国家的安危和强盛。从而衍生了在异域强大对照下的自我忧患意识，以及由此产生的焦虑和危机感。这就促使着宋朝士人增添了使命感和责任感，更加注重思考、研究现实问题。
苏东坡的高丽观及宋丽外交思想
历史上的杭州处于浙江富庶地区，东临大海，与登州、明州、泉州等合称“吴越七州”，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在对外交往尤其是对高丽的交往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北方辽国的阻隔，高丽从海上开辟了一条对北宋的朝贡与贸易路径，与宋朝的交往便改由水路进行。双方使者往来主要是通过登州、明州、杭州等城市，吴越七州成为高丽人活动的主要地区。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由于反对王安石的变法，苏轼请求外任，出任杭州通判。因此，苏轼有幸成为宋朝直接处理宋与高丽事务的高管之一。前后20多年与高丽人打交道的经历，使苏轼的外交理念逐渐明朗¸清晰¸成熟，形成了完整而连贯的外交思想。
宋丽外交关系的演变过程改变了宋朝士大夫们的传统天朝上国的处邻心态，也直接导致了苏轼高丽观的形成。这其中，辽国的因素占据了最主要的位置。由于辽国的强大压力，使得宋与高丽的交往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朝贡关系，与高丽交往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招致辽国而引来对宋的不利，而高丽态度暧昧，游离于宋辽之间，其与宋交往的目的，也在苏轼的怀疑之内。另外，与高丽的交往，在客观上会造成失密、资助敌国等等不利于宋的结果，也都是苏轼反对结交高丽的最主要原因。联丽制辽的战略思路一直落实不到现实的层面上，针对这种战略思路，苏轼得出的结论就是：“高丽必听命于契丹，并且终必为北虏用。”这就是提到高丽这个对宋看似构不成威胁的弹丸之国，苏轼这个封建大国的官员所表现出紧张、焦虑和抵触的根本之所在。苏轼曾先后在山东密州、登州、浙江杭州为官，这些地方也是通舶高丽的主要地区，他深刻体会不加节制厚待高丽的政策对沿线百姓造成的负担，对承办丽务官员狐假虎威、收受贿赂、中饱私囊所产生的吏治腐败，以及对缺少警惕产生的军事机密外泄会造成国家的安全问题等，忧国忧民。 苏轼任杭州时发生的“促使年号”、“却施金塔”、“不许高丽购书”三案，充分说明他的严厉反对宋朝亲丽政策的态度。
后人对苏轼的外交思想尤其是苏轼的高丽观的研究上，不仅涉猎不多，而且结论差距很大，各执一端。归纳起来主要有：杨渭生所著的《宋丽关系史研究》中关于宋朝名臣士大夫对两国关系的态度的论述，主要观点是以苏轼¸ 苏辙为代表的士大夫对高丽交往多持苛论，他们的论点多半难以成立，苏轼的观点有些是很敏锐的，但苏轼过于偏激，走向极端，实无济于事。“根本点在于他们得了一种‘恐辽病’，非常害怕得罪契丹，又恐高丽为‘契丹耳目’。因而画地自窂，倾向于消极防御。从政治上看，这也是中期以来变法图强¸ 要求富强强兵的革新运动的一种保守的回应”；王水照所著的《苏轼研究》中的《论苏轼的高丽观》主要观点是通过考察宋所奉行的联丽制辽的政策的可行性及其所得结果，认为苏轼对高丽的态度在政治 军事 外交上确有偏颇之处，但又有其历史的正当性；黄约琴 林天蔚主编的《古代中韩日关系研究》中所受录的申探湜的《宋代官人的高丽观》，主要观点是苏轼之所以“提出反高丽论之背景，首先在政治上他属旧法党，意图全面性的否定新法党之联丽制辽策。在文化上他虽具中华主义思想，却流于偏激的华夷论，有低看小国之倾向”；刘素琴所著的《试论苏轼的高丽观》，主要观点是苏轼的外交主张在宋丽关系中曾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他的七篇奏议对宋丽关系的记载及推论颇多臆测。原因是一方面因为苏轼“视野狭窄，不能宏观上把握国际间互相制约 互相依存的关系；再一方面是他从保守立场出发，对新法深恶痛觉之，凡涉及新法者都要推翻。”苏轼单单对高丽的待遇挑刺，重要原因是“他指导思想的偏差及反对变法派的感情因素”；张玄平所著的《如何看待苏东坡在高丽国问题上的外交观点》，主要观点是苏轼对在高丽外交上的保守思想，是以忠臣为目的的忧国忧民思想为背景的。
赤山、赤山禅和新罗神---“海上王”张保皋
身为宋朝命官的苏轼，处在敏感而复杂的国内政治斗争及东北亚国际局势，完全可以从当时士大夫阶层的“华夏宗主国、华夷有别”情结及当朝新旧政治势力的博弈中，难免会出现过激言辞、举措，于情于理充分理解、谅解。但是，苏轼在为杭州百姓开浚西湖的“民生工程”中，终究实现了对国家安全忧国忧民的“华夷有防”夙愿。也就是说，同时实现了“舍身济民”和“以身护法”的目的。
参考文献：
——再论苏东坡的宋丽外交思想及实际行动
目 录
前言
慧因高丽寺与苏东坡的因缘
北宋晚期东北亚的国际局势
苏东坡的高丽观及宋丽外交思想
赤山、赤山神和新罗神——“海上王”张保皋
结语
参考文献
关键词：慧因高丽寺、苏东坡、赤山、赤山神、张保皋、宋丽关系
前言
1996年，在杭州高丽寺遗址中，出土了一尊高2.3米的文官石雕像。1997年经过全国30多位专家考证，一致鉴定认为该石像是苏东坡。传说苏东坡曾是高丽寺的珈蓝神护法，但在史书上记载，苏东坡当太守时，却一直反对宋朝和高丽的佛教交流，并曾经引起一场规模不小的涉外纠纷。
那么，他的石像为什么会出现在高丽寺的遗址上？他为什么要反对宋朝和高丽的交流？他所引起的那场涉外纠纷的真相究竟如何？开浚西湖时，西湖边的众多山麓中，苏轼为什么偏偏选定慧因高丽寺的风水宝地—赤山？从慧因高丽寺的风水宝地赤山，联想到山东石岛的赤山及与其相关的“赤山神”乃至“新罗神”——“海上王”张保皋，难道只是凭空瞎想的吗？
慧因高丽寺与苏东坡的因缘
杭州佛教文献丛刊 19慧因寺志 （明）李翥 杭州出版社；
〖序〗
高丽慧因寺，盛于晋水禅师，名于三韩弟子，而韵于东坡居士。居士取赤山土，以实六桥之堤。形家言断其左臂，不利于寺，誓身为伽蓝神以护之。
〖慧因寺志卷之四 檀那〗
苏文忠公轼 据文忠《却贡疏》云：“自熙宁以来，高丽屡如朝贡，两浙骚然。皆因奸民徐戬等。交通诱引，妄谈庸僧净源，通晓佛法。以致义天羡慕来朝，从源讲解。源死，其徒复持真影舍利，违禁过海，以致义天差人祭奠，兼进金塔探瞰。朝廷受之，则以贪示外夷，计构纷然，朝贡踵接。夷使所至，图画山川，购买书籍。不惟中国受疲，而边防亦疏。乞却金塔勿受，绝其来意。”云云。则是文忠目晋水为庸僧矣。何以伽蓝之誓护持茲寺如此，其大且久也。大都文忠此时，护国之心甚于护法。因晋水之名高且远，恐以一高丽为诸岛夷倡，县官费且不赀，终酿祸衅，不得不加“庸”之一字，以杜夷使之来耳。若曰源非中国所尊，而远夷向往如此，不几贻笑中国耶！然玩其《疏》中云“从源讲解”，非善知识，何由得讲解？又云持源舍利过海，非真罗汉，何由得舍利？既已善知识，真罗汉矣，尚得谓之庸乎？是文忠故矛盾己说，以示此僧之不庸。而姑借一字之贬，以距外夷而安中国也。欲示中国之尊，即佛印之据座，以为得体；欲弥中国之衅，即晋水之方来，以为生事。总文忠护国之心，甚于护法耳。异日伽蓝之誓，不独补赤山，亦以谢晋水也。赘言以识观者之惑。
苏东坡的石质雕像的碑文记载，苏东坡为政杭州时，为开浚西湖，令匠作掘慧因高丽寺旁赤山以筑湖堤。此举，遭到寺僧们的强烈反对，理由是：赤山乃风水宝地，掘土将致祸患。面对跪成一地的僧人，匠作头目一筹莫展，工程被迫搁置下来。苏东坡闻讯，亲自来到施工现场。道理讲了再讲，可寺僧们丝毫不退让，理由还是那条：破坏风水，天降灾祸谁担当？
在苏东坡生活的年代，佛教盛行。得罪僧众，绝不是件小事。此外，这件事发生在苏东坡身上，有着更深一层的意思：受佛教家庭影响，苏东坡早年“喜佛”，中年“近禅”，“抄经追思荐亡亲，与友谈禅悟佛道”，可见，佛在他心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在处理这件事时，他一定反复掂量了心中的天平该怎样倾斜。孰轻孰重？最终，他选择了生民百姓。他凛然告诉僧众：事由我起，上天若降灾祸，就冲着我来，但筑堤之事绝不能延耽。愿舍身护法。
北宋时期东北亚的国际局势
唐朝灭亡以后,中国呈现了一片割据之势,宋代虽然出现了统一的国家，但宋的实力欠缺及先天不足，其所面临的环境一直是强敌压境，契丹与西夏都对等的与宋同称皇帝。宋在与辽国的交锋中不仅处于下风，而且还要对其“每岁纳币”，与西夏也一直保持着战争状态。北宋时期，是中国中央集权时代国家安全面临威胁的典型时期，是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最为强烈的时代。维护国家安全是北宋统治者的头等大事。残酷的现实毕竟比传统的观念更能移人心神，宋朝士大夫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终北宋一朝，从最高统治者到士大夫阶层，所忧所虑最多的，就是国家的安危和强盛。从而衍生了在异域强大对照下的自我忧患意识，以及由此产生的焦虑和危机感。这就促使着宋朝士人增添了使命感和责任感，更加注重思考、研究现实问题。
苏东坡的高丽观及宋丽外交思想
历史上的杭州处于浙江富庶地区，东临大海，与登州、明州、泉州等合称“吴越七州”，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在对外交往尤其是对高丽的交往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北方辽国的阻隔，高丽从海上开辟了一条对北宋的朝贡与贸易路径，与宋朝的交往便改由水路进行。双方使者往来主要是通过登州、明州、杭州等城市，吴越七州成为高丽人活动的主要地区。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由于反对王安石的变法，苏轼请求外任，出任杭州通判。因此，苏轼有幸成为宋朝直接处理宋与高丽事务的高管之一。前后20多年与高丽人打交道的经历，使苏轼的外交理念逐渐明朗¸清晰¸成熟，形成了完整而连贯的外交思想。
宋丽外交关系的演变过程改变了宋朝士大夫们的传统天朝上国的处邻心态，也直接导致了苏轼高丽观的形成。这其中，辽国的因素占据了最主要的位置。由于辽国的强大压力，使得宋与高丽的交往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朝贡关系，与高丽交往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招致辽国而引来对宋的不利，而高丽态度暧昧，游离于宋辽之间，其与宋交往的目的，也在苏轼的怀疑之内。另外，与高丽的交往，在客观上会造成失密、资助敌国等等不利于宋的结果，也都是苏轼反对结交高丽的最主要原因。联丽制辽的战略思路一直落实不到现实的层面上，针对这种战略思路，苏轼得出的结论就是：“高丽必听命于契丹，并且终必为北虏用。”这就是提到高丽这个对宋看似构不成威胁的弹丸之国，苏轼这个封建大国的官员所表现出紧张、焦虑和抵触的根本之所在。苏轼曾先后在山东密州、登州、浙江杭州为官，这些地方也是通舶高丽的主要地区，他深刻体会不加节制厚待高丽的政策对沿线百姓造成的负担，对承办丽务官员狐假虎威、收受贿赂、中饱私囊所产生的吏治腐败，以及对缺少警惕产生的军事机密外泄会造成国家的安全问题等，忧国忧民。 苏轼任杭州时发生的“促使年号”、“却施金塔”、“不许高丽购书”三案，充分说明他的严厉反对宋朝亲丽政策的态度。
后人对苏轼的外交思想尤其是苏轼的高丽观的研究上，不仅涉猎不多，而且结论差距很大，各执一端。归纳起来主要有：杨渭生所著的《宋丽关系史研究》中关于宋朝名臣士大夫对两国关系的态度的论述，主要观点是以苏轼¸ 苏辙为代表的士大夫对高丽交往多持苛论，他们的论点多半难以成立，苏轼的观点有些是很敏锐的，但苏轼过于偏激，走向极端，实无济于事。“根本点在于他们得了一种‘恐辽病’，非常害怕得罪契丹，又恐高丽为‘契丹耳目’。因而画地自窂，倾向于消极防御。从政治上看，这也是中期以来变法图强¸ 要求富强强兵的革新运动的一种保守的回应”；王水照所著的《苏轼研究》中的《论苏轼的高丽观》主要观点是通过考察宋所奉行的联丽制辽的政策的可行性及其所得结果，认为苏轼对高丽的态度在政治 军事 外交上确有偏颇之处，但又有其历史的正当性；黄约琴 林天蔚主编的《古代中韩日关系研究》中所受录的申探湜的《宋代官人的高丽观》，主要观点是苏轼之所以“提出反高丽论之背景，首先在政治上他属旧法党，意图全面性的否定新法党之联丽制辽策。在文化上他虽具中华主义思想，却流于偏激的华夷论，有低看小国之倾向”；刘素琴所著的《试论苏轼的高丽观》，主要观点是苏轼的外交主张在宋丽关系中曾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他的七篇奏议对宋丽关系的记载及推论颇多臆测。原因是一方面因为苏轼“视野狭窄，不能宏观上把握国际间互相制约 互相依存的关系；再一方面是他从保守立场出发，对新法深恶痛觉之，凡涉及新法者都要推翻。”苏轼单单对高丽的待遇挑刺，重要原因是“他指导思想的偏差及反对变法派的感情因素”；张玄平所著的《如何看待苏东坡在高丽国问题上的外交观点》，主要观点是苏轼对在高丽外交上的保守思想，是以忠臣为目的的忧国忧民思想为背景的。
赤山、赤山禅和新罗神---“海上王”张保皋
山东石岛镇北部的赤山南麓有赤山法华院，始建于唐代，是唐代胶东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之一。据史书记载，赤山法华院原为新罗人（今韩国）张保皋所建，大唐盛期，新罗人张保皋应征入唐，曾任武宁（今徐州）军小将。他武艺超群，作战勇敢，深受大唐将士的爱戴。后回归新罗，任清海大使，在此期间，他积极从事中韩两国间的贸易往来，为中韩两国人民铺设了一条“海上丝绸之路”，成为当时著名的海上贸易家，被称为“海上王”。他为了保佑其海运事业的昌盛，慕名来赤山建起了当地第一座大庙宇，并请来僧人诵经。首批僧人属天台宗派，读诵经典《法华经》，故此院命名为“赤山法华院”。 新罗人除去赤山法华院参拜佛祖，祈求保佑外，也去红门参拜赤山神。尤其在赤山法华院建立之前和拆毁之后，主要参拜的是赤山神，赤山神也就不分国界施恩于新罗，因此新罗人就把他当作自己的神,称之为“新罗神”。大韩民国文化部、海运航海厅、全罗南道韩国文化艺术振兴院编著的《张保皋》一书中说：“有关日本九州博多太守府的史书记载，圆仁弟子按照宗师遗嘱建立的比睿山赤山禅院里绘制的‘新罗神’临近寺刹（例：围城寺和三井寺）里供奉的新罗国的‘大明神’等有关记载，都明确无误地说明了新罗人把日本比睿山赤山禅院里供奉的‘赤山神’当作自己的神——‘新罗神’了。该书还说：“在博多太守府内，常驻有许多从事贸易的新罗人，而在此之前，就定居在九州一带的新罗人，也多从事贸易业。”张保皋对日本的影响，在其后日益明显，如前所述的赤山禅院比睿山周围的寺刹里，供奉的象征着保护财富，带来运气，保护航海安全的“新罗神”（赤山神），说明新罗人以及张保皋所组织国防贸易船队，是把“赤山神”当作自己神了。
苏轼为官时期，北宋的主要外交政策是宋金订立“海上之盟”。宋的外交思想主线是以宋辽关系为基轴，大国和平相处的思想。元祐五年（1090）七月十七日，任杭州知州的苏轼捉住了“冒请往高丽国公凭，却发船入辽国买卖”的商客王应昇等二十人。同年八月初十，高丽户部尚书李资义¸礼部侍郎魏继廷等二百六十九人如宋谢恩兼进奉，到达杭州。苏轼认为，这“显是客人李球因往彼国交构密热，为之乡导，以希厚礼”。对这两件事件的发生，苏轼的观点是因为元丰八年九月十七日救“惟禁往大辽及登¸莱州，其余皆不禁”以及“《元祐编敇》亦只禁往新罗”的规定造成的，并说；“若不严厉约束，则奸民滑商，往来无穷，必为意外之患”。正是因为“不惟公私劳费，深可痛惜，而交通契丹之患，其渐可忧”，“不惟免使高丽因缘滑商时来朝贡，骚扰中国，实免中国奸细，因往高丽，逐通契丹之患”，才使得苏轼对此类事件如此的紧张。苏轼把元丰¸元祐时期的规定同庆历¸嘉佑年间《编敇》想比较，认为“堪会元丰九年十七日指挥，最为害事，将祖宗以来禁人往高丽¸新罗条贯，一时削去，又许商贾得擅带诸藩附船入贡。……今来不可不改”。并奏请朝廷仍按照庆历¸嘉佑《编敇》施行。由此可见，苏轼从以忠臣为目的的忧国忧民思想出发，坚决执行宋金订立的“海上之盟”政策，从政治外交的高度上，很是明白宋丽“海上违禁”政策的重要性，应该早已心知肚明“此赤山，亦是彼赤山”。
结语身为宋朝命官的苏轼，处在敏感而复杂的国内政治斗争及东北亚国际局势，完全可以从当时士大夫阶层的“华夏宗主国、华夷有别”情结及当朝新旧政治势力的博弈中，难免会出现过激言辞、举措，于情于理充分理解、谅解。但是，苏轼在为杭州百姓开浚西湖的“民生工程”中，终究实现了对国家安全忧国忧民的“华夷有防”夙愿。也就是说，同时实现了“舍身济民”和“以身护法”的目的。
参考文献：
- 《浅论苏轼的外交思想——基于苏轼关于高丽的“状”文》 冒志 祥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5卷 第4期
- 《宋代外交思想研究》张云筝 河南大学博士论文
- 《宋丽政治关系演变与苏轼的高丽观》张翚 山东大学硕士论文
- 《略论地缘政治与北宋外交》吴晓萍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28卷 第3期
- 《宋代明州与高丽》 王力军 著 科学出版社
- 《高丽寺重建与中韩文化交流》 金健人 林阅春
- 《杭州佛教文献丛刊 19慧因寺志》 （明）李翥 杭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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