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亚平（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记得大约是在2012年4月份，电影审查委员会审查此片的时候，特别通知我们说有重点电影，大家尽可能要克服困难来参加。接到这样的通知，我有幸参加了第一版的看片。这个版本很长。我们通常一个下午看两个片子，但是这个片子我们看了一个下午。看之前，就知道《白鹿原》是一个重点片，它拍摄酝酿、反复及准备时间比较长，也曾对剧本有过讨论，在拿到广电总局审查之前，陕西广电局和陕西省委宣传部分别对完成片做了审查，同时这个版本在陕西和北京还曾以非正式的形式邀请了一部分作家、评论家以及文艺界的领导看。

因为已经有了来自陕西两份官方的审查意见和一些作家、评论家的肯定性评价，所以电影局对这个电影非常重视，也是很自然的。我们看完了以后，做了一些讨论，讨论后大概形成了一个意见给剧组。后来这个片子又曾几次送来再审。后面几次，我仅参加过一次。为了比较这几个版本的异同情况，我接到祝东力兄叫我来的电话，就又专门到电影院看了影院版。因此，我一共看了三遍，比较起来，影院版肯定在篇幅上面少了许多。最初的一版，和小说一样，是一直写到1950年代，白孝文在建国后还做了县长，白嘉轩专门去看儿子，看的时候劝他是不是可以成家。白孝文表示，完成父亲的重任，看来是没有可能了。

《白鹿原》的影院版从1938年，一直到1950年代，差不多20年的内容，完全给拿掉了。这样一个版本，当时我在电影院看的时候，边上观众很多，但是大多对这种删节有些心理准备不充分，电影突然戛然终止地结束，观众似乎不太能接受。观众中不少是青年人，结束的时候，他们有的说：怎么，没了？还有说：这是怎么审的？还有的好像说了“这是什么玩意”之类的话。这样的直觉式的反应，竟然还扯上电影审查这个因素，把电影外的非文本因素，也放到电影的观赏里面，这个很有意思。我从影院看完片子回来后又在网上查了一下，发现电影放了两天后，评论确实是两极。有的说虽然删了一些东西，但还是今年最好的电影；有的说不能看，太差了，电影少了很多笔墨，历史就这样被腰斩、夭折了。这种很有意思的评价、观影反应，也让我想，这样一个电影，究竟应该怎么去看呢？影片改编的文学原著，小说《白鹿原》，差不多已经成了公认的经典名著，作者陈忠实也是文学史上的神话级的人物。这样的改编，究竟是成功呢，还是有什么问题可以讨论呢？我想这里面可以评说的东西，确实还是挺多的。

李云雷（《文艺报》社）：《白鹿原》最早是1992年—1993年连载在《当代》杂志上，后来1993年正式出版，1997年获得“茅盾文学奖”，获奖的是“修改版”，中间有过较大的争议。今天看到《文艺报》上有一个消息，纪念《白鹿原》出版20周年，应该是从杂志上算起来的，其中说到累计销量达到138万。《白鹿原》自从出现之后，在文学界的评价一直很高，它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白鹿原》是1950—1970年代“革命历史小说”与1980年代以后的“新历史小说”这两种叙述模式的一个综合，有一个它自己的协调，一个创造性的表达，比如说文学史上经常会把《白鹿原》跟《红旗谱》、《创业史》一起讨论，讨论它的历史观，讨论它呈现的那种儒家的、民间的思想视野，对革命的阶级史观的反拨。

但是另一点，也值得关注，这部小说其实受到社会主义文学很大影响，比如说陈忠实在很多场合都提到，他受到柳青的影响特别大，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影响在他早期的中短篇小说包括《白鹿原》里面，都有体现，他对白鹿原地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特别了解，我觉得，这与陈忠实在创作前曾经当过10多年的乡镇干部有密切关系，这还是延续了社会主义文化的“深入生活，体验生活”的传统。

另外像《白鹿原》能够获得茅盾文学奖，跟我们著名的左翼文艺理论家陈涌先生有很大关系。陈涌先生的的文章《关于陈忠实的创作》，通过对陈忠实早期作品和《白鹿原》的分析，确定了陈忠实与《白鹿原》在文学界的重要性。但是陈涌先生的思路在我们今天看来，有一些不太切合作品的实际，他主要用“清醒的现实主义”来概括《白鹿原》的写作方式，用社会主义文学理论中的“真实性与倾向性”来把握陈忠实的创作，他认为小说中虽然倾向性有一些值得批评的地方，但他对生活的呈现，还是很真实的——但是我觉得用“真实性与倾向性”这样的理论概念很难把握《白鹿原》的总体面貌，或者说它已经溢出了传统左翼文学的范围，陈涌先生所肯定的《白鹿原》中的“倾向性”，只是历史发展的“倾向性”，而并非小说总体思想中所呈现出的“倾向性”。

这里表现了《白鹿原》与社会主义文学的复杂关系。另外，《白鹿原》与1980年代以来的“新历史小说”也是既有相似也有差异，相似的是它们都对传统史观有所反思，但“新历史小说”或者陷入历史虚无主义，或者以某种观念（比如欲望、权力、性）重新解释历史发展的动力。但《白鹿原》不同，它包容了某些因素，但呈现出了一种更为复杂的样貌。

这是《白鹿原》与两种历史叙述方式的联系，更重要的是，我觉得《白鹿原》开创了1990年代以后文学的一些叙述模式。比如说我们在1990年代之前，很少看到把地主写成一个好人，但是从《白鹿原》之后，这样的作品就很多，比如像莫言的《生死疲劳》、严歌苓的《最后一个寡妇》，都会把地主写成好人，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并且我觉得在《白鹿原》中处理得更复杂，小说中地主中有好人，也有坏人，不像某些小说中只要是地主就是好人，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的文学重点放在描写“新人”上，比如五四时期的青年，像巴金《家》中的觉慧，包括柔石《二月》中萧涧秋这样的启蒙新人，一直到1950年代以后，我们注重描写“社会主义新人”，比如《创业史》中的梁生宝、《艳阳天》中的萧长春等，1980年代以后，像路遥《人生》、《平凡的世界》中的高加林、孙少平等，这样一些“新时期的新人”。但是到《白鹿原》开始另一种模式，就是开始描写“旧人”，他的重点不是放在对“新人”的描写上，这是他的一个开创，应该是它的一个综合，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它以家族叙述的方式宏观把握中国近现代史，这个对我们以后的小说创作，以及影视创作都有很大的影响。

徐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小说看的比较早，而且最近我又重新看了一遍，所以我简单谈一下小说的情况。其实刚才云雷师兄已经谈得很多了，我再稍微补充几句。我认为这个小说是在两个文学脉络上展开的：一个是1950年代至1970年代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一个是所谓的1980年代新历史主义小说，尤其是后一个脉络，使得我们的小说由过去那种写正史、写党史的宏大叙事风格，转向一种微观历史、野史和“秘史”的写作手法。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看，《白鹿原》其实是在写一个地方的历史、一个家族史，这样新的历史小说写法，是对抗1950到1970年代历史小说写作模式的。除此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脉络，那就是1980年代寻根文学。小说对儒家传统文化的重新反思，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寻根文学”的线索，这在1980年代后期的文化中是非常明晰的。包括像王安忆的《小鲍庄》这样的小说重新肯定儒家文化和传统的仁义道德，与陈忠实“仁义白鹿原”的想法其实是一致的。

《白鹿原》这个小说杂糅了很多非常复杂的文化形态在里面，这个小说的信息量是非常丰富的。另外就是，这个作家的写作非常讨巧，他调用了不同的文化资源，实际上也是在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协调，然后以一种非常聪明的方式，获得了最大多数人的认同。首先，他调用的是精英文化资源。当时这个小说出来，被主流批评家捧的非常高，用来描述这个小说的都是一些大词，比如深沉、厚重、扎实、崇高、气势不凡、苍茫、悲壮、史诗等。另外他写的是一个地方，关中，两个家族，白家和鹿家近100年的历史，这种宏阔的背景实际上就摆出了一种严谨、诚恳的姿态，这样的写作方式，你是很难对它作出任何批评的，这样的写作姿态，也是非常容易获得精英批评家赞赏的，这是精英文化的一个方面。第二点，调用的大众文化资源也非常明显。从小说第一句话便体现了出来，白嘉轩一生引以为豪壮的是娶了七房老婆，写作也毫不避讳地写到了色情和性这样的东西，当然这是非常吸引人的。包括在当时，人们对待这个小说，很大程度上也是把它当成一个通俗文学来看待，连同时期出来的贾平凹的《废都》，都是被当作一种地摊上的色情文学来读的，由此而吸引大量读者，想必也是因为这个。因此，小说之于电影的改编，形成了巨大的诱惑。这是大众文化的方面。

正是因为它在这两种文化之间的沟通，使小说本身似乎超越了雅和俗两个层面，这也使小说顺理成章地获得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承认。小说在1997年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便是明证。关于茅盾文学奖，这里面还有一个插曲。评委们在进行评价的时候，发现小说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性，一个是政治。针对这些问题，评委和陈忠实本人进行了沟通，建议他修改，陈忠实接受了修改意见，并真的作出了修改，修改后的《白鹿原》得了茅盾文学奖，“修改版”的获奖当时也引起了很大争议。这个插曲其实正好体现了《白鹿原》这个文本在当时被接受的复杂状况，同时显现出这个作品所调用的三种不同文化资源的杂糅情况，一是精英文化，一是大众文化，另一个就是主流意识形态。在这三个层次上，小说游刃有余地进行了运作和协调，因此也在这个意义上，借用张颐武老师的话说，《白鹿原》的奇迹在于，“它在一个多样化的时代里讨好了一切人”。这当然是站在后现代的角度对小说的分析，但这其实也是一句批评得非常重的话。我也觉得陈忠实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作家，小说的讨巧之处是非常明显的，他在“合适”的时候写作了一部“合适”的小说，然后便被文学史经典化了。在此，我想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从这个作品本身来谈一个小问题。一方面，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个作品对传统文化的迷恋，但另一方面，这种迷恋似乎又改写了我们习惯意义上的五四启蒙主义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态度。我们非常熟悉鲁迅的那句话，“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五四启蒙主义批判的传统文化的“吃人”本性，在《白鹿原》这里被颠覆了。《白鹿原》是在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气氛中写出来，作者对儒家传统文化有一种自恋式的激赏，恰恰是这样一种态度，和五四反传统的遗产，使小说本身呈现出一种价值分裂的状态。我们看小说中田小娥这个人，作者是很难处理好这样一个人物形象的，其间的情感非常矛盾。一方面田小娥是一个妖女，是传统的“他者”，另一方面作者又对这个人物施与了同情，这样一种同情是五四以来文学所必然携带的命题，那就是所谓妇女解放的命题。小说中，田小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被“吃人”的传统文化杀死的，但小说处处体现出对仁义道德和传统文化的赞赏。所以归根结底我们可以说，小说其实体现了1990年代商业文化背景中写作的复杂状态，一方面传统文化已经坍塌，革命文化也已失效，但另一方面新的文化类型尚未建立，这种价值观的分裂和作者的自我挣扎与混乱，正是时代氛围的体现。对儒家传统的重新发现和激赏，正是这种找不到自我解救方式的典型症候。抓住传统文化这根救命稻草，是当时作者不得不做出的价值判断，也是全球化时代中国身份认同的无奈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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