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朝鲜族发展现状与对策

郑信哲   



    朝鲜族是由朝鲜半岛移居而来的“跨境民族”，他们在中国分布、定居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为一个有别于朝鲜半岛居民的民族共同体，而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便成为中国各民族大家庭的一员。改革开放以前，朝鲜族作为农业民族，其人口分布比较集中于民族聚居村庄。他们从事传统的水稻生产，过着比较安定的田园生活，保持了较浓厚的民族特点。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城乡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对外交流的扩大，朝鲜族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得到重大发展和变化。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意识的增强，朝鲜族改变了过去单一的水稻耕作，民族经济日渐多元化，其人口从乡村流入城镇，由小城镇流入大中城市，由东北聚居地区流向关内发达地区，进而流向国外，经济发展成就令人瞩目。但是，朝鲜族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不少新问题和新困难，朝鲜族社会正在经历着“阵痛”。正确把握朝鲜族社会发展现状，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是朝鲜族社会顺利发展的重要保障。

一、       中国朝鲜族人口及分布

据2000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中国朝鲜族人口为192万3842人，其人口总数在55个少数民族中居第13位。

    朝鲜族人口主要分布于吉林、黑龙江、辽宁等东北三省，该三省的朝鲜族人口为177万5198人，占朝鲜族总人口的92.27%。其中，吉林省朝鲜族人口为114万5688人，占朝鲜族总人口的59.55%，黑龙江省为38万8458人，占20.19%，辽宁省为24万1052人，占12.53%。[①]

    朝鲜族有两个自治地方，一是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另一个为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此外，40多个朝鲜族民族乡镇分布于东北三省及内蒙古自治区。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位于吉林省东部，地处中俄朝三国交界，东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毗邻，南隔图们江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咸镜北道、两江道相望。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于1952年9月成立，是中国朝鲜族最大的聚居地区和东北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州。2003年延边总人口为218.8万，其中朝鲜族人口为83.4万，占中国朝鲜族总人口的朝鲜族的40%以上。[②]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成立于1958年9月，它地处吉林省东南部，隔鸭绿江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两江道相望。2002年末，该县总人口为85,410名，其中朝鲜族人口为12,587名，占全县总人口的14.74%。[③]

   二、中国朝鲜族移居略史与贡献

朝鲜族属于跨境民族，朝鲜族先民开始越过鸭绿江、图们江，落根于中国东北地区，可追溯至明末清初。然而，朝鲜族先民的连续大量地移居中国，却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情。朝鲜族移居中国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19世纪60年代至1910年自由移动时期。1860年以后朝鲜半岛北部遭受了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加上封建没落王朝残酷的压迫与剥削，广大的朝鲜农民饥寒交迫，他们纷纷背井离乡，不顾两国政府的封禁，“冒禁潜入”越江到中国东北的荒芜地带垦荒种地。1885年随着封禁令的废除，越江移居变得比较自由，于是更多的朝鲜农民移居至中国东北。据不完全统计，至1897年移居到通化、桓仁、宽甸、新宾等地的朝鲜农户8722户、37,000多名，1905年已落户于长白、临江、集安等地的朝鲜农户有8750余户、39,440多名，1909年已在延边地区落户的朝鲜移民达34,133户、184,867名。[④]

    第二阶段为1910年日本强迫朝鲜政府签订《韩日合并条约》，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前的民众自由移动与来华抗日并举时期。这一时期，除了破产的朝鲜农民继续移入中国东北地区以外，还有大量的民族志士移居中国从事抗日救国运动。据统计，1910—1912年间东北地区的朝鲜人数就增加了49,000名，在1910—1920年间移居至鸭绿江、图们江以北地区的朝鲜人数达192,540名。[⑤] 到1922年3月，居住在东北地区的朝鲜人已达651,096名。[⑥]

    第三阶段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至1945年日本战败前自由迁移与朝鲜总督府强制移民时期。这一时期特点，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制移民。“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只用三个月时间就把中国东北地区沦为其殖民地。日本为了加强对东北地区的统治，把东北建成其物资供应地，组织日本农民移至东北地区的同时，还强制朝鲜人移居中国东北。据1940年8月统计，自1937年到1940年，日本以“集团开拓民”名义强制移民到东北各地的朝鲜农户就达14,725户。[⑦]

    经过上述几个阶段的移居流动过程，到1945年日本战败前在中国的朝鲜人数量达216万5615人。[⑧]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不少朝鲜人开始陆续返回至朝鲜半岛。经过几年的人口变动，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趋于基本稳定，1953年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朝鲜族人口为111万1275人。[⑨]

    从朝鲜族分布看，移居当时主要集中于鸭绿江、图们江以北地区。之后，随着水田的开发，朝鲜族分布地域逐渐向西、向北扩大，并大多分布在易于水田开发的江河流域。到20世纪30年代末，东北地区的松花江、牡丹江、绥芬河、嫩江、乌苏里江以及东、西辽河等流域都有他们的足迹。

    朝鲜族擅长水稻耕作，他们移居中国东北，主要居住在适于水田耕作的河谷平原地区。他们不顾东北地区的气候寒冷，积极试种水稻并获成功，由此揭开中国东北地区耕种水稻的历史。水稻耕作不同于旱田，它需要一定的水利设施，而拦河筑坝、挖沟开渠以及开荒造水田，都要依靠一定人力并相互协作。所以，朝鲜族移居中国东北时，他们一般都结群而来，居住比较集中，其居住地便形成聚居村落。在苦难年代，民族村落是朝鲜族互相帮助、赖以生存的基本单位。

    朝鲜族移居之始，东北地区仍属人迹罕见的“封禁”之地，他们冒禁潜入，开垦荒地，是以生命为代价的。但是，朝鲜族先民不畏艰巨，刨地拓荒，为开发和建设这块黑土地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据珲春招垦总局调查，1881年朝鲜族聚居的延边地区熟地面积已达27815垧；[⑩] 1907年，延边地区和龙峪管辖区汉、满族人口有264户，而朝鲜族人口则达5990户，其耕地面积有25,501垧。[⑪] 朝鲜族人民不仅披荆斩棘，开拓东北疆域，建设新的家园，而且积极试种水稻，普及水田耕作技术，为中国北方的水稻农业发展历史写下光辉的一页。据统计，至20世纪20年代吉林省延边地区、吉林地区水田的100%和通化地区水田的85%，黑龙江省水田的100%，辽宁省开原地区水田的90%、兴京地区和沈阳地区水田的85%、抚顺地区水田的80%和丹东地区水田的70%均由朝鲜族人民开发和耕种的。[⑫]

朝鲜族人民勤劳、勇敢，他们从朝鲜半岛移居中国东北时一无所有，在中国深受日本殖民统治者、反动政府和封建地主等三重压迫和剥削，因而他们的革命性很强。朝鲜族人民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个阶段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至20世纪20年代末，东北地区的中国共产党组织还不健全。1928年中共满洲省委正式建立后，特别是在共产国际“一国一党”原则指导下，朝鲜族早期共产主义者纷纷加入中国共产党，党在东北地区的力量得到迅速壮大。1930年前后，东北地区的中共党员由300名左右猛增至2000多名，其中朝鲜族占90%以上。[⑬] 当时，南满地区农村党员200名中，朝鲜族为193名；东满地区农村党员636名中，618名为朝鲜族；在北满，中共汤原中心县委领导下的50名党员中，朝鲜族有45名。[⑭] 也就是说，土地革命时期，东北地区的中共党员大多数为朝鲜族，据1931年11月中共《满洲省委扩大组织的问题决议案》记载，当时东北的“党员人数由百余人发展到二千多人”，其中“85%的党员是朝鲜族同志”。[⑮]

在抗日战争时期，朝鲜族人民不畏艰险，坚决抗击了日本侵略者。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入侵我国东北地区。朝鲜族人民同仇敌忾，与各族人民一道站在反对日本侵略军的前沿，进行了不屈不饶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朝鲜族地区抗日情绪高涨，各地纷纷组织反日游击队抗击日本侵略者。后来，这些游击队发展壮大，成为东北抗日联军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如东北抗日联军主要领导者周保中同志所说“1932年所建立的坚强的东满游击队和1933年所建立的强大的磐石游击队、珠河游击队、密山游击队、汤原游击队、饶河游击队都是由革命的朝鲜同志所创建的。后来它们发展成为抗日联军第一、二、三、四、六、七军。第五军里也有不少优秀的朝鲜同志。”[⑯] 东北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最初也主要建立在朝鲜族聚居地区，根据地的朝鲜族人民不仅从人力、物资等方面全力支援抗日游击队，还与之并肩作战，有力地粉碎了日军接连不断的“讨伐”，成为东北抗日游击队伍的坚强后盾。

    解放战争时期，朝鲜族人民踊跃参军参战，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解放事业。1945年，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朝鲜半岛获得光复，一些在中国参加反日斗争或居住的朝鲜人开始回国。但对大多数朝鲜族来说，他们与各族人民共同开拓疆域和反对外来侵略者斗争中，已深深地爱上了这一国度，中华热土已变为他们的生存之地，他们的命运已经和中国紧紧联系在一起。所以，当中国革命的命运面临两种选择时，朝鲜族人民毫不犹豫地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战争。这个时期，朝鲜族人民一方面积极响应党关于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建立巩固的东满、南满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土地改革运动，积极支援解放战争。另一方面，朝鲜族聚居地区掀起参军热潮，出现许多送子、送夫参军，兄弟姐妹争相报名参军的感人场面。据统计，当时东北解放区参军的朝鲜族青壮年共有62,924名，这占朝鲜族人口的5%；人口只有60多万的延边地区参军的朝鲜族青壮年近3.5万，占该地参军人数的85%，此外还有10余万朝鲜族青壮年参加了地方公安部队、武装民兵队伍等。[⑰]

如上所述，朝鲜族在中国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都表现出极大的革命热情，他们浴血奋战，为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做出了重大牺牲，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政府统计，政府登记在册的革命烈士有14,740名（占吉林省革命烈士总数的41%），其中朝鲜族革命烈士占92%以上。[⑱] 人口只占吉林省总人口3%的延边朝鲜族中，出现如此多的革命烈士，这在其他地区、其他民族中可谓少见。

中国朝鲜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各民族的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而1949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朝鲜族便成为中国多民族大家庭的一员，迎来了比较稳定的发展时期。

三、中国朝鲜族经济社会发展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朝鲜族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一员积极参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立事业，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得到较快的发展。朝鲜族整体文化素质也得到很大提高，1952年朝鲜族地区普及了小学教育，1958年基本普及了中学教育。朝鲜族接受小学以上教育的比率、每万人中接受大学教育的水平等方面，均高于中国平均数。例如，每万人中接受大学教育的情况看，据2000年第五次中国人口普查统计，中国平均数为122名，汉族为126名，而朝鲜族为381名；每万人中硕士、博士拥有数看，中国平均为8名，汉族为8名，而朝鲜族为17名。[⑲]

尤其是，自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把党的工作中心由过去以阶级斗争为主转向经济建设为主的大政方针以来，我国社会逐渐由封闭走向开放，其经济、社会得到了迅速发展。朝鲜族社会也不例外，在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吹拂下，朝鲜族社会迎来了巨变。

农业经营体制得到重大改变

朝鲜族曾是农业民族，他们擅长水稻耕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朝鲜族农民在“互助组”、“合作社”、及“人民公社”的旗帜下组织起来，实行集体生产，搞平均分配，过着相对平静而稳定的田园生活。但是，那时“平均分配”、“大锅饭”未能唤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劳动效率低下，表现出严重的生产非效益性。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进入80年代全国普遍实施农业生产个人联产承包制以来，朝鲜族农村经济和群众生活有了很大提高。生产承包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劳动效率明显提高，例如过去集体生产时插秧、收割均需二十多天，而实施个人承包制以后，不到一个星期就能完成。此外，农民种田与自己的收益密切相关，他们比集体时更加精耕细作，在高产、稳产方面下工夫，如今朝鲜族地区的大部分水田亩产均超过1,000斤，垧产在15,000斤以上。

农业经营逐步走向集约化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了农民的生产自主经营权，这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解放了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中摆脱出来的朝鲜族农民，纷纷走出家门，进入城市从事第二、第三产业，掀起了朝鲜族人口流动大潮。目前，朝鲜族农村劳动力中，离土离乡到国内大中城市经商、打工或去国外从事劳务的大约有三分之一以上。有的农村甚至一半以上的劳动力离土离乡另谋出路，而种地的劳动力不及总劳动力的一半，黑龙江省海林市朝鲜族农村劳动力中，20世纪90年代末已形成了三分之一劳动力在家种田，三分之一劳动力到大中城市经商务工，三分之一劳动力去国外从事各种劳务的格局。这种局面不仅大大减轻了农村的就业压力，而且促使农业经营逐渐走向规模化和集约化，黑龙江省朝鲜族地区水田约有20%已集中至种田大户，其产量、国家上缴粮各占朝鲜族地区水稻产量和上缴粮的30%和45%；牡丹江市6个民族乡镇已有300多户经营100亩以上的种田大户。[⑳]

    3、民族经济产业结构有所调整

过去，朝鲜族作为农业民族，80%以上都从事农业生产，且经营单一的种植业，这种局面一直持续至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及其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朝鲜族农民从单纯的种植业中摆脱出来，广开生产门路，从事多种经营，积极地参与第二、第三产业，朝鲜族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迅速增多，改变了以往单一种植业生产的局面。于是，过去第一产业占绝对优势的局面逐渐得到改变，第二、第三产业比重日趋上升，民族经济结构得到调整，并逐渐向合理方向发展。黑龙江省朝鲜族乡镇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比重，1990年为70%、20%、10%，到1996年底变为45%、35%、20%，乡镇企业产值超亿元的有7个；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分别由1980年的23.7%、51.1%、25.2%改变为1995年的16.3%、42.2%、41.5%。此外，收入构成要素也发生变化，以牡丹江市朝鲜族乡镇为例，农村经济总收入中，1991年农林牧渔收入占89.1%，非农业收入只占10.9%；到1996年，农林牧渔收入在农村经济总收入中的所占比重下降至46.2%，而非农业收入比重上升为53.8%。

    4、生活更上一层楼

    农、工、商兼备，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去从事多种经营及国外劳务，大大改变了朝鲜族农村过去只靠单一水稻生产营生的局面，如今农业收入只是朝鲜族农民整个收入的一部分，工商业和出国劳务等收入相当可观。随着朝鲜族农民收入的增多，其生活质量有了明显提高。不仅衣、食、住、行大变样，而且充满现代气息的家用电器、电话等也进入了农民家庭，并得到了基本普及。  

当然，改革开放以来朝鲜族地区间的发展也是很不平衡，贫富差距悬殊，目前还有许多比较封闭落后，没有摆脱贫困的朝鲜族农村。

    5、意识结构变化深刻

改革开放打破了过去朝鲜族农村的封闭和沉寂，促使广大的朝鲜族群众从传统的小农经济束缚中解放出来。朝鲜族群众不再满足过去的“温饱型”田园生活，纷纷涌入商品经济大潮之中，其人口流动变得非常活跃。人口流动不仅扩大朝鲜族分布领域和经济多元性，而且为朝鲜族更新观念，树立现代意识提供了可能。朝鲜族人口大量从农村走入城镇，开辟市场，参与竞争，逐渐习得驾驭市场的本领，加速了城市文明的熏陶，其观念得到很大的更新。特别是朝鲜族抓住中韩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和扩大的机遇，利用其族缘、人缘、语言等优势，大量地投入到涉外经济领域，他们一方面在国内到韩国独资、合资企业打工或在贸易、旅游等行业中担任韩方代理人或直接与韩国进行经营活动。另一方面，直接走出国门，到国外打工或经商。朝鲜族通过这些经营活动，不仅获得了一定的“资本原始积累”，为扩大再生产创造条件，而且在与资本主义市场体制的接触中，学习了它们比较先进的经营管理，开阔了眼界，传统保守观念得到改变，现代市场意识大为加强，加速了民族自身的现代化进程。

四、 朝鲜族社会发展中的困惑

改革开放以后，朝鲜族社会重大变化中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朝鲜族人口的急剧而大量流动。朝鲜族人口流动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而90年代进入人口流动旺盛期。例如，据笔者调查了解，1996 年黑龙江省宁安市朝鲜族乡村离土离乡的劳动力约占总劳动力的35%，该市江南乡明星朝鲜族村280多户中，全家不在村的有79户；吉林省九台市红光朝鲜族村1996年387户中50户离开村子，400多名劳动力中离土离乡的约占50%。[21] 进入21世纪，朝鲜族人口流动之强势不减，2002年初黑龙江省海林县海林乡南拉古村全村有504户、1942人，其中进城出国人员716人，占全村人口的36.87%。[22]

朝鲜族人口流动可谓走在中国各民族的前列，我们从下列几组数据中可见一斑：

据黑龙江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统计，1996年末全省924个民族村总劳动力（少数民族占71.8%）中，外出劳务半年以上者占9.7%，而全省491个朝鲜族村总劳动力（少数民族占96.1%）中，外出劳务半年以上者占19.4%；相比之下，全省283个满族村（少数民族劳动力占58.0%）的外出劳务者，只占其劳动力的4.2%,78个蒙古族村（少数民族劳动力占54.2%）的外出劳务者占其总劳动力的1.5%，44个达斡尔村（少数民族劳动力占46.1%）外出劳务者为2.5%，13个回族村（少数民族劳动力为67.2%）外出劳务者占6.1%；此外，全省924个民族村的外出劳务者30,001名中，491个朝鲜族村外出劳务者为22,630名，占总数的75.4%。[23]

笔者从辽宁省大洼县荣兴朝鲜族乡获悉，该乡总人口20,118人，其中朝鲜族2996人，占其总人口的14.89%。据2005年3月统计，该乡外出劳务人员3362人，占全乡人口的16.71%。其中，中央屯村和海滨村两个朝鲜族村外出劳务人员1025名，占两村人口的35.04%，其余7个村、一个居委会的外出劳务人员为2337人，占其人口的13.59%。[24]

朝鲜族人口流动中，尤其显著的是以韩国为流入国的出国劳务。上述南拉古村外出劳务人员716人中，出国劳务者532人，占74.30%；中央屯村外出劳务513人,其中出国劳务者213人，占其41.52%;海滨村外出劳务512人，其中出国劳务人员444人，占其86.72%。

南拉古村、中央屯村出国劳务流入国简表  单位：人

（资料出处：根据实地调查数据自制）

    朝鲜族人口的急剧流动对于民族的城市化进程，减轻农村劳动力就业压力，逐步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经营，改变单一的经济结构，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转变传统观念等方面，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然而，频繁的人口流动给朝鲜族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其主要表现：

    1、民族基础教育面临困境

随着朝鲜族农村人口流动日趋频繁，其聚集地区人口大为减少，其中也包括学龄儿童少年，加之朝鲜族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朝鲜族农村学校生源日益短缺，许多农村中小学不得不关闭或合并。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朝鲜族中小学为例，1989年乡村民族中学有19所，1995年中学减少至6所，2002年 只剩2所；1989年民族小学有188所小学，1995年减少至77所，2002年只剩43所。[25]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辖区朝鲜族小学在1997年到2003年间，由102所减少至32所，学生数由9442人减少至2530人。[26] 吉林省吉林市辖区从1989年到2004年，进行了规模较大的朝鲜族学校布局调整（1993年、1995年、1999年、2002年），农村朝鲜族小学由1989年的137所减少到26所，中学由18所减少到9所，比1989年共减少120所，目前剩下的35所，在今后两年还有可能减少。[27]

学校撤并减少，主因在学生数急剧减少。例如吉林市辖区的舒兰市平安镇属于朝鲜族相对集中的乡镇，1990年朝鲜族中小学在校生为2800人，而到2004年减少为327人；1999年，蛟河市的朝鲜族中小学在校生2985人，到2004年下降为1923人。[28] 还有，如今虽然没到被关闭的地步，但由于农村人口大量流动和出生率急剧下降，许多农村学校的前途未卜。例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境内的和龙市南坪镇南坪中学建于1956年，10年前学生还有280多名，如今只剩41名（初中一年级10名，二年级9名，三年级22名），再过几年就无法继续办下去；[29] 南拉古村小学在20世纪70年代学生数曾达500人，此后也保持了200~300人左右，但90年代以后急剧减少，到2002年全校学生只有60人（一年级8人，二年级10人，三年级10人，四年级12人，五年级4人，六年级16人）；[30] 荣兴朝鲜族乡朝鲜族中心小学在1999年合并附近两个村小学以后，在校学生曾达380人，但此后逐渐减少，到2005年学生数降至87人（一年级12人，二年级23人，三年级16人，四年级8人，五年级9人，六年级19人），据校长讲，由于学生数还在减少，再过几年各乡村朝鲜族小学有可能都撤并到下洼县城朝鲜族寄宿小学。[31] 朝鲜族农村学校的大量减少，使农村学龄儿童少年就学遇到多种难题，其接受教育的机会相对缩小，农村青少年文化程度明显下滑。

农村学校教师的流动也给朝鲜族农村教育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在农村，乡村教师属于有知识、有见识的阶层，当他们看到许多村民流向城市、走出国门，从经济生活上大有改善的情况后，想到自己付出与得到之间的极大不平衡，就下决心弃教而加入到人口流动之行列，在教师当中“下海潮”、“出国热”也盛行一时，造成教师队伍，尤其是中青年骨干教师流失情况严重。荣兴乡朝鲜族中心小学现有教师16人，其中5人为代课教师，而自1995年到2005年7月间流失教师16人（2005年就有2人去韩国），且这些流失教师均属于正规师范学校毕业的教学骨干；2002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朝鲜族乡村小学教师中离职的172人，比1995年59人增加近3倍；[32] 黑龙江省尚志市朝鲜族小学在1985年教师数量最多时达215人，1997年减至175人，2000年又减至140人，2004年已减至79人，10年间教师流失人数高达136人；[33] 吉林省吉林市，1989年时全市朝鲜族教师总数为2584人，2004年已锐减到1770人，减少814人。[34] 朝鲜族学校的教师流失严重，其中不乏教学骨干，这难免导致朝鲜族学校教学质量的下降，而这又是朝鲜族学校生源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还有，流动人口大部分属青壮年，他们中的许多人把学龄子女托付给家中老人或亲戚照看，因而子女教育方面出现漏洞，导致他们在人生导向、价值观方面的混乱和学业的倒退。

    2、农村男青年“娶妻难”问题日益突出

    朝鲜族农村人口流动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女性人口、尤其是未婚女青年的大量外流。因为她们进城比较容易找职业，还多一条婚嫁至韩国等外国的渠道。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外出人口280,757名，其中边境城市83,540名，边境乡镇12,031名，这些人绝大部分属于朝鲜族，其中女青年比重更大。[35] 例如，自1993年到2001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涉外婚姻共有18,885件，其中朝鲜族妇女18,000人，而这些朝鲜族妇女涉外婚姻事例中，未婚女性9540人。[36] 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对9个乡镇23个村的调查，年龄20岁以上的朝鲜族女青年有520人，其中410人出国或进城打工。[37] 另据2002年韩国有关部门的结婚登记统计，从1900年到2002年中国朝鲜族女性与韩国男性婚姻件数增加到54,799，占15岁到24岁中国朝鲜族女性总数的20%。[38] 朝鲜族年轻妇女的大量外流，造成朝鲜族农村男女青年比例严重失调，如今去朝鲜族农村，几乎看不到未婚女青年，男女青年比例一般达20：1，如2003年龙井市三合镇20岁~45岁的未婚男青年560人，女青年30人，近19：1，更有甚者达40~50：1。

在朝鲜族乡村，该成家而找不着对象的大龄男青年大有人在。据调查，拥有400—500户家庭的朝鲜族村庄里，大龄未婚男青年有50—60名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如荣兴朝鲜族乡两个朝鲜族村留在村里的24岁以上的大龄男青年有146人。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朝鲜族乡村周围的汉族村庄里却几乎不存在因为没有女青年而找不着对象的情况。朝鲜族农村大龄男青年找对象难，从当前看还没有导致严重的问题，但其问题的严重性已露出端倪。许多青年因找不到对象，思想苦闷，经常喝酒闲逛，滋事，造成了一些社会问题。笔者在调查过程中也感受到这些青年的焦急、烦躁、不安心和情绪发泄欲，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缓和这种情况，再过若干年，它不仅会成为朝鲜族社会发展的最主要问题之一，而且会成为影响朝鲜族社会稳定的最主要因素之一。    

 另外，在朝鲜族人口中具有生育能力的妇女跨国流动和跨国婚姻，对朝鲜族人口的缓慢增长及朝鲜族聚居地区人口负增长有着直接的影响。据韩国汉城大学权泰焕教授等的研究，朝鲜族在过去10年间，由于朝鲜族妇女的跨国婚姻减少了约20%的出生人口。[39] 还有，许多朝鲜族家庭在急剧的人口流动中摇摇欲坠。去国外劳务长期不归、涉外婚姻增多、离婚率上升等现象，正在动摇着许多朝鲜族家庭的安定。随之而生的夫妇感情危机、子女教育、老人赡养等问题变得愈益严重，家庭是构成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家庭不稳必然影响社会的稳定。

    3、农村基层干部流失严重

在朝鲜族农村人口流动大军中，原来担任村干部的中青年人也不少。这些人思想相对活跃，思路比较清晰，是属于较早地进入城市、走出国门的一班人。这些人的流动，导致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不稳，极大地削弱了朝鲜族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力量。据了解，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朝鲜族村干部不断出国，黑龙江省海林市新安镇已经补选过11名村党支部书记，尚志市河东乡6个村的朝鲜族村干部全都是新任的。更有甚者，有的朝鲜族村在7名干部中，出国劳务或进城经商打工的有4名，有的村在26名中共党员中外出打工经商者达12名。有的地方村干部流失后出现空缺，而另一方面村中稍有能力的青年人也几乎不在村，造成后继乏人。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朝鲜族农村干部中，年龄超过50岁的人占20%以上，且文化素质较低；有的村干部到了60岁，然没有人接替，只好继续留任；还有，由于村中找不出合适的干部人选，出现乡镇下派机关干部兼任或到汉族村借用干部的情景。以上所举事例只是笔者于20世纪90年代末实地调查中了解到的现象，而如今这种现象比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朝鲜族农村基层干部的外流及后继乏人，致使一些农村运营处于半瘫痪状态，而农民看不到希望又大举离农离村，加速一些农村的萧条，呈现出朝鲜族农村社会的不稳定。

4、              朝鲜族聚集地区民族人口的减少

    朝鲜族人口的大量流动，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民族聚集地区朝鲜族人口的急剧减少，逐渐改变了朝鲜族人口的分布格局。

    据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居住于东北三省的朝鲜族占中国朝鲜族总人口的98.23%。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朝鲜族人口流动逐渐改变着朝鲜族人口的传统分布格局。据1990年第四次中国人口普查，东北三省朝鲜族人口所占比例为97.14%，比1982年下降了1.09%。1982年~1990年朝鲜族人口平均增长率为8.96%，其中东北三省朝鲜族人口增长率为7.75%，其他地区朝鲜族人口增长率却达76.04%。

    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朝鲜族人口急剧流动，导致朝鲜族聚集地区人口比例日益减少。据2000年第五次中国人口普查统计，东北三省朝鲜族人口比例为92.27%，比1990年下降4.87%。并且，1990年~2000年中国朝鲜族人口的平均增长率为0.03%，其中东北三省朝鲜族人口的增长率为-4.99%，而其他地区朝鲜族人口的增长率达到170.34%，一些地区朝鲜族人口更是增加了5倍以上。例如，1990年~2000年江苏省朝鲜族人口由963人增加到5048人，增长率为524.20%；天津市朝鲜族由1820人增加到11,041人，增长率为606.65%；上海市朝鲜族由782人增加到5120人，增长率为654.73%；山东省朝鲜族由3362人增加至27,795人，增长率为826.74%；广东省朝鲜族由611人增加到10,463人，增长率达1712.44%。[40]

四、正确把握朝鲜族社会发展现状

如上所述，近20年多来朝鲜族社会得到长足的发展。然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有的问题还很严重。对朝鲜族社会发展现状的正确把握，是巩固已经取得的成就，及时解决问题，保持朝鲜族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基本需要和出发点。

    1、发展迅速，然随之而来的问题也比较严重。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和人口流动为朝鲜族社会带来了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和观念意识的更新以及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同时，显露的问题也较严重。例如，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动，带来了民族传统聚居地的日益缩小，削弱了农村的民族教育基础，导致了农村男青年婚姻难问题的深刻化。此外，围绕海外劳务输出而出现的诈骗、偷渡及一些人在流入地的非法行为等严重地损害了朝鲜族整体形象。这些都是影响朝鲜族社会正常发展的比较严重的问题。

    2、问题虽然严重，但这是发展过程中的“阵痛”。

    如今，人口流动是现今中国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又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表现之一。在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过程中，少数民族的人口流动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从朝鲜族发展进程看，可以说朝鲜族已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故朝鲜族在先于其他民族享受快速发展、人口流动所带来的实惠的同时，在其他民族中还未出现的问题也首先在朝鲜族社会中显露出来了。可以说，如果其他民族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人口流动达到一定程度，也会不可避免地经历类似问题。所以，笔者认为，如今朝鲜族社会所经历的过程，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一般都要经历的过程，出现的问题可以说是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阵痛”。我们对朝鲜族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既不该视如洪水猛兽，过分渲染，也不能掉以轻心，放任自流。对发展中的问题予以高度重视，通过积极探索，寻找得力措施，不断地给予解决，这才是我们应持的态度。

    3、朝鲜族农村社会仍有朝气，充满生命力。

    面对朝鲜族社会所出现的比较严重的问题，一些人甚至提出了朝鲜族社会的“危机说”、“解体说”。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其理由是：

    第一、任何社会、任何民族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问题，甚至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地对待和解决这些问题。

    第二、朝鲜族社会基础还很牢固，农村社会仍有朝气。还有，正在进行中的农业经营的集约化、规模化趋势，不会因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动而使朝鲜族农村荒废。事实上，笔者在调查中看到那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朝鲜族农村中，农业的萧条、民族教育的削弱、男青年的婚姻难等问题并不存在或不明显。

    第三、随着朝鲜族社会的发展和农村现代化水平的提高，积极建设民族聚集乡镇，若干年以后，可期待那些离土离乡的人们的大举回返。

    第四、许多人们已经认识到问题的深刻性，正在积极地探索解决对策。

    4、要充分理解朝鲜族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

    各地区朝鲜族社会经济的发展，由于其所处的自然条件和交通等要素的相异而不同。朝鲜族人口的大部分仍聚居在东北三省，其分布可分为平原地区和山区，农业经营主要分为水田和旱田。一般地说，水田地区的生活水平高于旱田地区，这一特点在改革开放前比较明显。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过去的以水旱田地区衡量生活水平的情况有所改变。从现在的生活水平看，非农产业收入高的地区好于农业地区，人口流动频繁的地区好于其它地区，特别的劳务输出活跃的地区，其生活水平明显好于其它地区。如今，在朝鲜族社会内，已呈现出贫富差距拉大之趋势。

    5、朝鲜族与韩国的交往中增强了“中国人”之意识。

    中韩关系实现正常化，为朝鲜族进出韩国提供了未曾有的好机遇。朝鲜族利用其亲缘、语言等优势，大量走出国门，去韩国探亲、访问以至经商务工。但是，由于朝鲜族是“跨境民族”，与韩国人民族相同，语言相近，又有较浓的亲缘关系，朝鲜族与韩国的密切交往容易给人造成一种不可信任之嫌。加上，一些别有用心的韩国人利用民族感情拉拢、腐蚀我国朝鲜族和一些朝鲜族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被人所利用，做出一些丧失国格、人格的事情的现象，更加深了这种印象。然而，事实上朝鲜族在与韩国的交往中，尽管从经济上得到很大实惠，其观念、意识及价值观等方面的变化很大，但有一点，即自己是“中国人”的意识，在大部分朝鲜族中却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特别是，那些在韩国滞留过一定时间的朝鲜族留学或劳务人员，更是异口同声地说，在韩国的时候，每时每刻都使你觉得自己是中国人，而不是什么别国人。

五、中国朝鲜族社会发展对策

在改革开放与对外交流中，中国朝鲜族社会得到了重大发展，但也出现了一些严重问题。尤其是朝鲜族作为跨境民族，与朝鲜半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期间难免鱼龙混杂，受着一些来自境外的不利影响，这样加快发展朝鲜族地区经济，保持其社会稳定就显得更为重要。朝鲜族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变革时期，不前进就意味着退步。尽管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的问题还比较严重，但只要我们认真对待，积极探索对策，就一定能克服面临的困难，把朝鲜族社会建设得更加美好。为此，我们应该从解决认识问题和制定实际对策方面下功夫。

（一）关于认识问题

1、应该充分肯定成绩。

在改革开放、尤其与韩国的密切交流中，朝鲜族以其特有的优势与机遇涌进社会大变革潮流，从中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他们的传统小农意识得到很大改变，改革开放意识与市场竞争意识得到加强，物质基础更加雄厚，民族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得到加快，并为中韩交流，为国家、故乡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2、              如何看待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我国朝鲜族走在改革开放之前列，一些过去未曾有过的问题出现也先于其他民族，在世间引起一些不良反映，形象有所受损，但这些均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在所难免的问题。如果其他少数民族也发展到一定水平也会出现类似问题。故，应对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和认识，不能一点带面地予以全盘否定。

要充分理解跨境民族的特殊性。

跨境民族的特殊性在于他们同境外联系比内地民族多。由于同境外联系较多，鱼龙混杂，难免受一些不良影响，甚至会发生一些内外勾结影响我国安全的政治性问题。然而，这些毕竟属于极少数人的个人所为，与其整个民族没有关系。所以，要相信大多数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不应该把某些事或某些人的问题与民族整体挂钩起来，这容易使其民族感情受到伤害，也容易使人产生对这个民族的成见或歧视，不利于民族团结。

对朝鲜族地区的宗教渗透问题，要有一个正确地认识。

    中韩建交以后，随着韩国人的大量入境，其中以传教为目的的人也不少。在他们的渗透影响下东北朝鲜族地区一时盛行宗教活动，甚至一些宗教活动还属于非法，有一种宗教大传播之势，在当时确是属于宗教被渗透地区之一。为此，我们也做了反渗透工作，其成效也很显著。如今，朝鲜族地区宗教活动已经进入平稳发展时期。所以，我们在工作中掌握一定的“度”很重要，不能总是以老眼光对待宗教渗透问题，这不利于民族团结与地区稳定。

    （二）实际对策

1、要积极扶持经济发展，坚实民族经济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朝鲜族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几乎都与朝鲜族人口大量流动相关。而人口流动，是与人们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追求更高的生存质量密不可分。如果能够在家乡提高收入，过着比较富裕生活的话，几乎没有人会离开自己熟悉的故乡而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闯荡。对于少数民族来说，更是如此。因为他们知道，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我国，少数民族离开自己的聚居地区，向大中城市的流动，就是意味着加速了民族文化、民族语言等民族特点的消失过程。可见，迅速发展民族经济至关重要。

朝鲜族民族经济的主干还在于农村，为促进朝鲜族经济的更快发展，一是要加大农业投入，大力推行科技兴农，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巩固和发展农村经济，为众多农民在生产、生活各方面创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推进农业的现代化；二是扶持乡村企业发展，使之与农业经济相辅相成，互相支持，互相促进；三是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移风易俗，更新观念，提倡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正确引导农民把更多的资金用于扩大生产或经营项目上，而减少和避免盲目消费或超前消费。

     2、要积极支持和支援转型期朝鲜族教育发展，合理调整民族教育布局。

  教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培养科学人才和有文化、有技能的劳动者的关键环节。每个民族要在生存竞争中站稳脚跟，就必须加强教育，提高民族整体的素质。朝鲜族一向以重视教育、尊重知识为荣，而近几年朝鲜族整体教育水平的滑坡之势不能不令人担心。朝鲜族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动和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急剧下降，农村学校教育面临困境，如今要保持过去村村有小学、乡乡有中学的局面已不现实。要使朝鲜族教育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现在要做的：一是合理调整学校分布网点，集中办学。集中办学是集中师资、财力等，有效地提高教育质量的可行措施，尤其是现在各个学校生源不断减少的情况下，集中办学更是显示其优越性；二是加速城市教育体制改革，扩大东北地区城镇朝鲜族学校的规模；三是应支持和支援山海关以南朝鲜族流动人口较多的地方建立朝鲜族学校，以解决朝鲜族流动人口子女民族教育问题。

3、              大力培养基层少数民族干部。

朝鲜族人口流动频繁，而引领人口流动的首先是那些在基层工作的头脑相对清醒，有一种进取精神的干部。由于这部分人和农村动脑筋的人首先加入人口流动行列，基层干部队伍也出现断层现象，几乎达到如果原有的少数民族干部卸任就没有替代人选的地步，甚至在农村选村长、村支部书记都成为问题。基层少数民族干部缺少，也导致了上级政府中少数民族干部来源不足、数额越来越少的状况。可见，大量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基层干部，是迫在眉睫的任务，有关部门应该有意识地加强基层干部在内的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这对于边疆地区社会发展和保持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4、加强小城镇建设，打造具有一定规模的民族人口聚居的城镇。

    过去，朝鲜族人口大部分居住于相对集中的乡村。改革开放以来，朝鲜族纷纷离土离乡，大量地走入城市，走向国外。由于人口流动，朝鲜族乡村人口减少，出现“空洞”现象。如今，朝鲜族农村面临把分散居住在各小村庄的朝鲜族农民集中起来的问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农村劳动力缺乏而耕地荒废，民族教育生源不足而学校倒闭的现象。所以，要加强小城镇建设，尤其在边疆地区以朝鲜族相对集中的地方为基础，把周围分散村屯的朝鲜族集中起来，形成一个较大的聚居区，形成规模效益，能够在其范围内得到民族发展的良性循环。为此，要从政策上有所倾斜

    5、树立正确的人口问题意识，积极探寻人口发展对策。

    人口问题是影响朝鲜族未来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如今，朝鲜族人口问题并不在于人口过多，而在于人口自然增长率剧减。保持一定数量的人口是民族发展和兴盛的基本前提，而现今朝鲜族人口问题从哪个侧面看也都具有深刻性。人口自然增长率由于结婚者和生育者减少和死亡者的增多而日益下降。另外，人口流动导致朝鲜族农村人口急剧减少，而流向城市的民族人口居住分散加速了民族语言文字和民族特性的弱化。所以，必须要加强民族人口意识，探寻民族人口发展的途径。

6、进一步加强爱国主义和祖国观教育，正确树立国民意识和民族意识。

    朝鲜族自朝鲜半岛大量迁移到中国东北地区定居，成为中国多民族家庭的一员，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这期间，朝鲜族依靠自己的勤劳和努力，与各民族一起共同开发了东北地区，并深深扎根于中国这块土地上。如今，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正确的民族政策指导下，朝鲜族作为中国公民行使和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近些年随着朝鲜族与韩国的接触和交流的增多，给少数朝鲜族造成了一种自以为“韩国人”的错觉，也给周围其他民族的一些人造成了把朝鲜族误认为“韩国人”的倾向。这两者都是错误的，我们必须予以澄清。朝鲜族是中国国民，而不是韩国人，中国朝鲜族通过自己的努力，已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他们适应中国文化的同时，已形成了与朝鲜、韩国有所不同的民族特征和文化。

另外，中国朝鲜族、韩国人和朝鲜人虽然是同一民族，但由于他们各自在政治体制、社会环境及经济文化发展相异的国度里长期生活，其民族性格、思考方式、价值观等方面得到不同的变化，他们之间的民族相同性减少而相异性增大是很自然的。这一点，在朝鲜族和韩国人的接触中也已经得到证实。因此，要进一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处理好祖国观、民族观问题，明确“中国人”这一国民意识，消除模糊观念。同时，树立正确的民族意识，向青少年进行系统的民族语言文字、民族历史、民族风俗习惯等民族传统教育，使青少年了解朝鲜族发展过程，明确朝鲜族与朝鲜半岛居民的关系，以发扬民族的优良传统，促进民族发展。

7、加强朝鲜族问题研究。

朝鲜族社会凭借其文化素质相对高的优势与亲缘、地缘等优势，较早地涌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其人口流动、对外开放等方面已经走在其他民族之前列。正因为这样，朝鲜族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些未曾有过的问题也先于其他民族而出现，如果其他少数民族发展到一定程度也会出现类似问题。

此外，我国与朝鲜半岛隔江相望，作为跨界民族的朝鲜族与朝鲜半岛具有割舍不断的联系，且多居住于边疆。这表明，朝鲜半岛局势变化，如朝鲜核问题、非法越境者问题、朝鲜改革开放、南北和解及朝鲜半岛统一等，首先会影响到朝鲜族地区。在朝鲜族地区，来自朝鲜半岛上的各种影响（包括一些敌对势力的渗透 ）不可避免。可以预测，随着朝鲜半岛走向和东北亚地区局势变化，朝鲜族问题将有可能更加显现出来。

可见，加强对朝鲜族问题的研究，探寻朝鲜族社会发展趋势，不仅对解决处于转型期“阵痛”的朝鲜族社会正常发展问题和保持东北边疆地区稳定有利，而且能够为解决国内其他少数民族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因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                 **               **

     改革开放加速了我国朝鲜族社会的变迁，而人口流动为朝鲜族社会发展带来重大影响。朝鲜族人口的大量流动，大大改变了其人口分布格局和经济结构，加快了其城市化和非农业化。尽管朝鲜族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和混乱现象，但这是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阵痛”，只要我们正确认识，积极解决，一定会顺利渡过“阵痛”关，朝鲜族社会发展前程将更加辉煌。另一方面，朝鲜族社会发展及人口流动问题的正确解决，将对解决我国其他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人口流动等问题也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