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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勋文学的互文性研究
2020년 05월 27일 15시 11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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작성자: 장춘식
金勋文学的互文性研究
——小说、戏剧、电影电视剧本的关联性
张春植
内容提要：
金勋是建国后朝鲜族第四代作家群的代表人物之一，活跃于整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沉寂一段时间之后，新世纪前后又开始新的一个创作周期，成果颇丰。他的作品以时代感强烈的中短篇小说为主，但是其戏剧和电影、电视叙事也极富特点。讨论金勋的创作，其最突出的特点是，以小说创作为主，同时参与戏剧、电影电视剧本创作，而在小说、戏剧、电影电视剧本之间呈现叙事上的相关性，不少作品在题材和主题上还呈现出几个关系非常紧密的作品群，从而文学创作的互文性便成为可能。
金勋文学的互文性，通过对同一题材的不同体裁创作，达到将文学效率最大化的目的。这种效果不仅是通过体裁转换最大限度地体现体裁的特点来实现，同时也通过文学修养的进步深化其主题来实现，而这是只有通过互文性才能实现的文学现象。
关键词：金勋；互文性；朝鲜族；知青；新时期
前言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又称为“文本间性”或“互文本性”）概念最早由法国人朱丽娅·克里斯蒂娃于1966年在关于巴赫金的论文中提出，其中包括巴赫金关于对话理论与复调理论的概念。此后，“‘互文性’就被结构主义、符号学、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文化研究’等诸多的理论流派所挪用。如今，‘互文性’业已成为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领域最为常用而使用又最为混乱的关键词之一。”[1]从广义上这一概念认为，文学话语不是归属于某一作家的独创性或者特殊性，而以既有的个别文本及一般的文学规约和习惯的方式存在。[2]克里斯蒂娃在《符号学》一书中指出：“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它本文的吸收和转化。”[3]
“互文性”概念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含义。一是“一个确定的文本与它所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或在总体上加以改造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二是“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在一个文本之中，不同程度地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的文本;譬如，先时文化的文本和周围文化的文本，任何文本都是对过去的引文的重新组织”。“互文性”概念强调的是把写作置于一个坐标体系中予以关照：从横向上看，它将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进行对比研究，让文本在一个文本的系统中确定其特性；从纵向上看，它注重前文本的影响研究，从而获得对文学和文化传统的系统认识。应当说，用“互文性”来描述文本间涉的问题，不仅显示出了写作活动内部多元文化、多元话语相互交织的事实，而且也呈示出了写作的深广性及其丰富而又复杂的文化内蕴和社会历史内涵。[4]
就如李玉平所指出，互文性概念及理论已扩散到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广泛领域，尤其在文学研究中给我们提供阐释文学文本丰富内涵的有力而科学的工具与手段。
金勋是建国后朝鲜族第四代作家群的代表人物之一，活跃于整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沉寂一段实践之后，新世纪前后又开始了新的一个创作周期，成果颇丰。他的作品以时代感强烈的中短篇小说为主，但是其戏剧和电影、电视叙事也极富特点。轻松诙谐，延边方言运用自如，幽默中带些悲苦，却不乏积极向上的热情，这些都是八十年代朝鲜族戏剧的特点，而形成这些特点，金勋的戏剧作品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跨入文坛的金勋，至今已创作发表了40多篇中短篇小说，40多篇戏剧作品和电影、电视剧本，另外还发表了散文、报告文学等作品50多篇，诗歌80多篇，评论、创作谈30多篇，共计250多篇作品，出版了8部作品集和6部个人文集。不少作品翻译成中文发表，有些作品还在海外介绍。获得包括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在内的多种奖项，可见其文学创作在国内、国外都获得承认。
从作品的主题倾向看，金勋的文学可归纳为以下四个类型：一是积极应对时代的变化；二是再现文化大革命的体验及知识青年情结；三是生命价值的阐释；四是对民族意识的再认识。这其中，前三个类型以文革及其延长线上的知青问题作为主要母题。它们有时是作为背景，有时是作为主要矛盾出现，有时是间接的、有时又是直接的方式再现出来，这和金勋本人的个人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第四个类型看似与作家的经历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实际上却和作家的民族身份认同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一点作为朝鲜族社会的价值认同之一，具有重要的意义。
讨论金勋的创作，其最突出的特点是，以小说创作为主，同时参与戏剧、电影电视剧本创作，而在小说、戏剧、电影电视剧本之间呈现叙事上的相关性，不少作品在题材和主题上还呈现出几个关系非常紧密的作品群。其中《操心之事》作品群和《哭着笑的人们》作品群，以及《“精神病理学”研究》作品群就是属于这一类型。
《哭着笑的人们》作品群和《“精神病理学”研究》作品群主要以小说和戏剧之间形成互文性，而《操心之事》作品群则小说与戏剧、电视剧本之间形成互文性。另外独幕剧《卖豆腐》虽人物的名字和故事背景不同，但是在叙事结构上却与《操心之事》作品群形成互文性。
基于此，本文主要从横向坐标体系中对金勋文学的互文性加以关照，从作家本人各个文本之间的关联中探索其写作特性，探索其意义和价值。
1.《操心之事》作品群——小说、戏剧、电视剧本的相互关联性
《操心之事》作品群名称取自短篇小说《操心之事》(1981)，此作品群除了这篇小说之外，还包括电视剧本《妈妈您放心》(1982)和戏剧《操心之事，会心之事》(1982)、《卖豆腐》(1981)等四部（篇）叙事作品。这四部（篇）都是在1981年至1982年的两年间发表或者公演，显然作者是几乎同时创作这群作品，那么，其相互关联性或者互文性是如何体现的呢？
先以短篇小说《操心之事》作为基本型，分析其结构特点。
小说是以记者与主要人物的访谈形式叙述的。
对崔氏的访谈内容: 崔氏的二儿子明浩没有“正当”职业，在个体企业“新街照相美术服务部”以给人照相、画广告为生，年轻时没了丈夫的崔氏对此十分操心，更让她烦心的是儿子没有“正当”职业该如何娶媳妇呢。可就在这时，她偶然在家里的录音机里听到女儿美顺的同学玉任跟儿子谈情说爱的录音，心里突然豁然开朗。但同时，偶然碰见同样没有“正当”职业的亨吉跟女儿没顺一起看电影，心又感到郁闷起来了。亨吉和明浩是在同一个个体企业里工作的。
对美顺的访谈内容： 那天晚上，看完电影回家后被母亲臭骂一顿，而且第二天起被“软禁”在家里，不能到照相美术服务部上班，母亲就是不让她再见到亨吉。另一方面，崔氏把一个在国营单位工作的小伙子介绍给女儿，当时，对刚从农村返城的知青来说，国营单位是最为理想的工作岗位。祸不单行，就在这时亨吉给美顺送来了一张写有一个大大问号的纸条。
对亨吉的访谈内容：明浩、亨吉、美顺、玉任这四位青年是从同一个村“集体户”里返城的知识青年，他们的恋情是在“集体户”时期，美顺喜欢爱好摄影的亨吉，玉任看上热爱美术的明浩开始的。亨吉给美顺送一张写大问号的纸条，是美顺母亲带来美顺的“未婚夫”照片让亨吉放大引起的一个疑惑。可回信同样也是一个大问号。于是亨吉大概猜到了个中的原因，找明浩商量，为了改变崔氏看不起个体企业的思想，一起想出妙计。
对明浩的访谈内容：妙计是从两方面实施的，即亨吉参加摄影比赛，同时主动去找要介绍给美顺的那位小伙子说明情况，并跟他说好，说因为职业不好，他不愿意和美顺见面，从而使这桩婚事告吹。可是没想到，崔氏反应强烈，这回干脆闹着要给女儿找一个大学生小伙子。于是他们又改变战术，让玉任假装与明浩分手，刺激崔氏。
对玉任、亨吉、明浩、美顺、崔氏的共同访谈内容：事与愿违，当知道明浩与玉任遭到玉任母亲的反对要分手后，崔氏找玉任母亲求情，不要破坏孩子们的婚姻时，才知道与明浩的相好玉任的母亲强烈反对他们的婚姻，这一下弄巧成拙，假戏要成真了，因为玉任的母亲跟崔氏一样，同样把个体经营当做无职业者。就在这时，崔氏反倒改变了想法，开始学习有关个体经营的政策，想方设法说服玉任母亲，可是玉任母亲却反问崔氏，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您不愿意把女儿嫁给个体经营职业的青年时，崔氏无言以对了。于是亨吉不失时机地准备一大包点心，去找未来的丈母娘磕头敬酒，崔氏终于举手投降，同意他们的婚姻。然而，年轻人还有一个更大的难题，就是如何说服玉任母亲。
从叙事结构看，在这篇小说里，面对事件（恋爱）的主体明浩和玉任、亨吉与美顺两对恋人，作为妨碍者的崔氏支持明浩与玉任这一对恋人，却反对亨吉与美顺的恋情。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事件的主体们利用妨碍者的双重态度，使出了妙计，结果妨碍者变成支持者，同时又出现新的妨碍者而产生新的矛盾，加上报社记者访谈这一外在结构将其内在结构串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叙事作品。
这也是这篇小说的结构原理。加上事件本身，即恋爱故事与非国营企业或者个体营业这一职业相关，而这一职业却是解决1970年代末80年代初因大量下乡知青回城出现的就业难的当代焦点问题，自然而然地导出了作品的主题，即非国营企业或者个体经营也是国家允许甚至鼓励的有前途的工作，和国营单位一样也是正当职业的社会认识。
多幕话剧《操心之事，会心之事》的主题与此类似，但叙事结构却出现不少变化。首先，出场人物有所变化，明浩、亨吉、美顺和崔氏的名字和角色基本一致，但小说原作里玉任的名字改成贞琴，再有就是原作里玉任的母亲角色消失，新增加一个贞琴的父亲以街道办事处主任身份出现。而且这个人物的叙事角色与小说原作里贞琴的母亲正好相反，即事件主体的协助者的角色。此外还增加了足球运动员一洙，亨吉的妹妹亨玉也以足球运动员的身份出现，也是一个新增加的人物，另外还增加一个哑巴，这就说明作品的叙事范围有较大的扩展。
那么，叙事上的这种变化在戏剧里意味着什么呢？
在叙事上，电视剧本的场面比戏剧更加扩大和开放，这当然是体裁或者艺术形式上的不同而带来的变化，然而，稍加细致阅读就会发现，电视剧本里的场面也就是把戏剧舞台的场面稍加扩大而已。比如原戏剧里的照相馆、公园门前、崔氏的家等主要舞台在电视剧本里都出现，也是主要场面，只是在其基础上多增加一些场面而已。这就意味着，戏剧和电视剧本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但同时也表明，作家没有完全超越戏剧舞台的限制，仍拘泥于某种看不见的局限里，暴露出，此时的金勋对电视或电影的特点尚未完全掌握并运用自如。
现在我们再看一看轻喜剧《卖豆腐》和上述三个作品的关系或者互文性。
首先是人物的业态不同。上述三篇（部）作品里人物的职业是摄影和美术方面的创业者，而在这部作品的主人公却是在社会上更加被歧视的豆腐生意。作品中出现的另一种业态是豆腐厂，是国营企业，所以从职业贵贱的角度上看，这两个相似的职业结合起来就和上述作品的职业条件差不多少。人物的名字也不同，职业环境变了，人物的名字也相应的发生变化，但是人物的叙事角色有着很多相同之处。叙事事件的主要人物熙洙和海玉相当于上述作品中的亨吉和美顺，而海玉的母亲金氏相当于崔氏。还有，机械厂的工人文洙相当于电视剧本里的足球运动员一洙。当然，上述三篇（部）作品里亨吉和美顺都是相同的职业，但是在这部戏里，海玉的职业是国营丝绸厂的工人，其差异明显。此外，在这部作品里，从叙事角色方面增加了在上述作品里未出现的几个人物，比如海玉的表姐，清洁工金玉，海玉的舅舅万洙，熙洙的父亲老崔和海玉的父亲老朴等。
解决矛盾的方式也不同。在这部戏里，由于拿错写有约会内容的纸条，使得要破坏主人公们恋爱的妨碍者的诡计失败，反而起到相反的效果，成就了另一对恋人，结果，妨碍者反倒被说服。也就是说，新增加的几个人物就是起到通过纸条的错传造成约会错误的角色。还有一点，在这部戏里，主人公熙洙做豆腐买卖，是主动推辞豆腐厂的采购员工作后做出来的。这一点跟前三篇（部）作品区别明显。
这种差异使得矛盾的性质有所弱化。所以，从主题的深刻性说，这部作品的主题意识比前三篇（部）作品有所弱化，但是从叙事的侧面说，各人物造成的误会和把误会顺水推舟改换成现实的巧妙叙事设置与卖豆腐这一职业行为特点结合起来，营造出更加强烈的喜剧效果。这种“误会的处理”方式成为八十年代朝鲜族话剧，尤其是喜剧或者轻喜剧的重要叙事特点。当然，无可否认的是，金勋的戏剧叙事是形成朝鲜族喜剧特点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互文性的角度看，除了戏剧《卖豆腐》之外，其他三部（篇）都是同一题材和主题，相同的人物，甚至基本故事梗概也相同或者相似，只有戏剧《卖豆腐》，从题材到人物都同上述三部（篇）作品区别较大。然而，在主题和叙事结构上却具有较大的相似性。虽然，人物的名称不同，但是主要人物的角色也比较相似。由此可以确认，四部（篇）作品明显处于互文关系。
从某种角度上说，以上四部（篇）作品，尤其是前三部（篇）作品貌似将相似的主题和叙事结构接连改编成小说、戏剧和电视剧本，但是，这三种体裁的作品涉及的都是不同的媒体，考虑到体裁或媒体变化所营造的波及效果，毫无疑问，其社会影响和审美效果却大于四部（篇）作品的相加。
2.《哭着笑的人们》作品群——两篇小说改编成一部戏
《哭着笑的人们》作品群包括短篇小说《喜怒哀乐》（1983）、《不加粉饰的生活记录》（1983）和多幕话剧《哭着笑的人们》（1984）等三篇（部）叙事作品。根据发表时间来判断，创作顺序应该是两篇小说在前，戏剧作品在后，也就是说，与《操心之事》作品群不同，这一作品群呈现出两篇小说的叙事内容合并融合到一部多幕剧《哭着笑的人们》里。具体而言，就是将两个短篇小说的内容在多幕剧的舞台1层和2层交叉呈现，甚至出场人物表也是分“楼上（第一表演区）”和“楼下（第二表演区）”两部分。当然，和小说一样，两个故事虽然都发生在同一家医院里，在话剧的同一个舞台上发生，两个故事之间却没有直接的关系，至少是不太明显。那么，就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即两个互不相干的故事在同一个舞台上演会产生何种效果呢？
首先，短篇小说《喜怒哀乐》讲的是因患肿瘤病住在同一个病房里的四位患者之间发生的故事，通过这四位患者各自经历过的让人高兴的、愤怒的、悲伤的、快乐的事情，刻画出人物各自不同的性格及其命运。矮个子承大替别人写了很多情书，却没有机会为自己写情书，说起最高兴的事情，就是有一次在街道排球赛上，他坐在高高的裁判席上当裁判。尽管如此，他总是乐观人生，主动安慰别人。艺术团的歌手允洙曾获得过歌唱比赛优秀奖，深受人们欢迎，但突然发现喉咙里长出了肿瘤，不得不做切除手术，当然也不得不要放弃歌手生涯。在这一过程中，女朋友也背叛了他，与他分手。铁三是在粮库里背粮食麻袋的壮汉子，还天天练习拳击，说他最高兴的事情也是一拳打倒对手，最气愤的事情也是打架时有人先逃跑，然而，真正需要他用拳头帮忙时却自己怯懦逃跑，是外凶内虚之人。尚日总觉得因为文革中耽误学业而遗憾，经常拿出中学教材学习。有一天几个流氓欺负医院的护士，外凶内虚的铁三不敢与他们斗时，尚日挺身而出教训那几个流氓。最终，在四个患者当中只有尚日被确诊为癌症，其他人都是良性肿瘤。于是三人极力劝慰尚日，要战胜疾病，他自己也振作起来，下定决心要与病魔作斗争。
以上小说的内容基本上以四个人物的对话叙述，因此虽然是小说，却比较接近戏剧的叙事特点，除了铁三遇到流氓想逃跑时，尚日挺身而出教训那几个流氓的场景在室外发生外，其他场景都发生在病房内。当然，人物们讲述的故事都是在不同的生活空间里发生。
短篇小说《不加粉饰的生活记录》，以观察者的角度叙述产房前，产房内外各种人物之间发生的种种事件和故事。
起初，产房前有几个男人和一位老奶奶在等待产房内的消息。这大概是人们在产房前能看到的最普遍的风景，但这里有一点比较特殊，即名叫崔英爱的，绰号“连衣裙”（作者把小说里的人物一一起了个绰号，下同）的姑娘来产房做人工流产，原因是男方家里反对两人的婚姻，逼着怀孕的女方做人流手术。另一方面，有个绰号“平头”的男子扶着一个孕妇急匆匆过来，说是差点在市场分娩，看似不像是她的丈夫，却把她照顾得细致入微，格外周到。人们有些诧异，用异样的目光注视他们，果然，那位平头男子遇到来看望朋友的梳单辫子头的姑娘聊得热乎，看此情景，大家都默认为他们是在搞三角恋爱。这时，绰号“啤酒肚”的男人妻子大出血，急需输血，那位平头男人第一个自愿献血。不久，产房里传来婴儿的啼哭声，有个梳双辫子头的姑娘出来要借用录音机，带着录音机的绰号“眼镜儿”的男人和“啤酒肚”有些犹豫，可一听到双辫子姑娘的哥哥因得肝硬化腹水而生命垂危却拒绝治疗，只想听到自己新生孩子的啼哭声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借给录音机。过了一会儿，绰号“中山装”的男人终于站起身来，跟大婶儿说要叫出英爱，还说他下定决心，即使父母反对，也要跟英爱结婚，要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双辫子”提着录音机回来，说她哥哥听到孩子啼哭声和录音机里 “眼镜儿”事先录下的自作诗后，重新开始接受治疗。此外，绰号“前进帽”的男人表白说，啤酒肚的老婆需要输血时，因为自己是罪犯，不敢站出来主动献血。与此同时，老奶奶说“前进帽”的老婆生下一个男孩儿，还说女儿把离婚申请书还给他，要他给儿子起个名字，于是“前进帽”也下决心要重新做人。后来，前面人们议论的所谓“三角关系”终于真相大白，实际上“平头”带来的孕妇是从农村来逛市场的陌生女人，在市场里突然要临产才由他这个热心肠的陌生人人带到医院里来的。
以上介绍的就是成为话剧《哭着笑的人们》的两篇原作短篇小说的故事梗概。当然，这两篇短篇小说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只有一点可能有关系，即两篇小说的事件都发生在医院里。那么，作者是如何把毫不相干的两个故事在戏剧里联系在一起的呢？
首先，两篇小说的故事在话剧里改做楼上和楼下的故事，同时发生在同一个舞台上。当然，小说的故事不是原封不动地搬到舞台，而是经过适应舞台的变化之后再现出来的。在短篇小说《不加粉饰的生活记录》里，除了崔英爱之外，所有人物都是以其外貌特征起的绰号出现，比如连衣裙、啤酒肚、平头等，而在话剧里，却以各自的名字出现，因为话剧主要是以对话来叙述故事，而对话中不可能随便叫别人的绰号。
首先，话剧开头，立体展示了楼上楼下的情景。楼下走廊长椅上躺着姓许的老太太和叫一男的男子，而在楼上病房里，允洙和铁三、尚日在各自的床上或读书（尚日），或玩儿扑克游戏（铁三），或躺着不动（允洙）。在楼下响起婴儿的啼哭声后，年轻人和老太太交谈，说是生了个带棒儿的。楼上的人们往下看时，孩子的啼哭声和急救车的鸣笛声重叠，于是楼上病房的铁三叹口气，允洙按下合式录音机的按钮，贝多芬的交响曲《命运》响起。这就是话剧的开幕情景。而这一情景显然是把两个毫不相干的事件连成一个故事的关键叙事处理。当然，此外在话剧的发展过程里，间断地出现一些连接结构，但是如果没有这一开头部分的处理，就很难把观众的视线捆绑在两个故事里。
此后的剧情是在楼上和楼下交替展开，多数内容和两篇小说的故事差不太多，只有少部分内容有所区别。比如，在小说《喜怒哀乐》的开始部分由四个患者进行交谈，但在话剧里，主要人物承大最后住进来，而且，来的时候不是自己一个人，是与徐主任一起进来住院，而在小说里是不出现这么一个人物的。不仅如此，还增加一个换床的内容和别的病房患者朴大爷经常到他们的病房来和他们下棋，在下棋的过程中突然晕倒后随即死亡的内容在小说里也不出现。此外，在话剧里，将贝多芬的音乐贯穿全剧，以增强对生命的庄严感受。这些增加的内容，显然是为了加强紧张感和剧情氛围采取的叙事处理。在小说里，铁三遇到流氓因害怕而逃避时，尚日挺身而出去揍流氓的场景是在医院外发生，而在话剧里却是在病房里发生，这也是根据体裁和媒体的变化而做出的调整。
虽然两篇小说的内容组合在一部话剧《哭着笑的人们》里，但其剧情发展基本上是分开的，那么，作者是如何把这两个性质相异的内容组合到一部戏里的呢？除了前面提到的引子部分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即在话剧中间出现的如下旁白将两个貌似毫不相干的故事在舞台上编织在一起：
旁白：我的主人公们身盖黑色帷幕进入了梦乡。面对新生命的诞生，产房前，我的主人公理应要梦到自己当爸爸的甜蜜，但是肿瘤病房里，我的主人公们却是要做恶梦还是做美梦？过了这一夜，给他们带来的是幸运还是不幸？……大家一起等待天亮吧。（退场）
不管是死亡还是新生命的诞生，都与生命有关。除了两个故事都发生在医院里的事实之外，这是这部戏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部完整的戏的关键所在。当然，除此之外，为了使两个故事编织成更紧密的整体，作家还动员了更多的叙事设置，比如楼上急性质的承大从外面回病房时，与从楼下产房前走廊走出来的南洙装个满怀引起的小插曲就是其中一例。南洙把矮个子的承大当做小孩儿，与他发生口角。更加明确的关联性发生在话剧的尾声部分，楼上楼下的主要人物们直接见面。
尚日慢慢地走近一男旁边，低头端详新生的婴儿，他突然抬起头向护士露出微笑。护士和承大、铁三、允洙转身抹泪。
婴儿大哭起来，在婴儿的啼哭声中，一男、崔氏、南洙、学究、英爱、助产员微笑，而护士、承大、铁三和允洙却抹眼泪。
尚日走近护士前伸出手，护士将自己手里的百日红递给尚日。尚日一只手扶着护士的肩，靠近抱着婴儿的一男跟前，向护士微笑，把手里的百日红放在婴儿的襁褓上。
例文既把两个故事里的人物们关联起来，也把死亡和新生命的诞生这一生命的两个极端联系起来，从而不仅在叙事上，而且在主题的阐释上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与话剧引子部分遥相呼应，将话剧成为一部完整的叙事作品。
在这部戏里，为了将两个互不相干的故事在同一个舞台上形成关联，作家动员了各种叙事设置，舞台的上下层结构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在客观上，两个故事都发生在医院这一特定的环境是这一叙事设置成为可能的条件。作为加强两个故事关联性的方法之一，作家还将使两个故事交叉展开。另外，在舞台布景上，让楼上故事的人物们能够观察和感受在楼下发生的事件，使得两个故事获得更多的关联性。还有，在话剧的尾声部分，让两个故事里的人物们直接见面，从而不仅成就了叙事的完整性，同时将生命主题最大化，三部（篇）作品的互文性蕴含的意义和价值也就在这里。
3. 《“精神病理学”研究》作品群——小说与戏剧的差异
属于这一作品群的作品包括中篇小说《“精神病理学”研究》（1986）和戏剧《被遗忘的人们》（1987）两部（篇）。从发表时间看，和上述两个作品群一样，是小说在先戏剧在后，也就是说，作家把自己的小说改编成或者说改写成戏剧。
从互文性的角度看，这一作品群比上述两个作品群相对比较单纯，但其意义并非简单。先看一看中篇小说《“精神病理学”研究》的叙事结构。
精神病院女子住院楼护士长顺今值夜班查房时，发现女患者徐香玉不见了。原为话剧团演员的患者徐香玉虽然连父母都认不出来，但是对莎士比亚的戏剧台词却倒背如流。顺今感到有些不安，认真查看医院的院子，因为过去她也曾经受过害，与那个患者经历相似。当时，顺今被“工人宣传队”队员诱奸，却在当时的环境里，只好和加害者结了婚，他就是现在的丈夫。
正当此时，当日值班的正植到了值班室，突然，顺今打来电话说有一个患者在锅炉房里。跑过去一看，是锅炉工和徐香玉患者正对着莎士比亚的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台词。锅炉工一会儿对台词，一会儿又向徐香玉哀叫自己就是学铁。然而，看到徐香玉仍然认不出他来，他便精神时空，猛冲过去掐住她的脖子，就在这危急时刻，正植和顺今冲进去制止他的鲁莽行径，并平息了突发事件。
事后，顺今回到了家。可是在家里，丈夫正抱着一个年轻的姑娘寻欢，一气之下，顺今向那对男女泼了一碗冷水，回到娘家跟母亲哭诉再也不能跟丈夫过日子。有过离婚经历的母亲虽然不太情愿，但是最终还是同意女儿离婚。
正植因妻子的疑夫症和与顺今的毫无根据的传闻而苦恼，甚至把自己正在写的论文题目也叫做《社会与精神病理学》。几天前，新住院的女患者原为省劳模，却因有人妒忌她而受到诬陷，结果得了精神病。同样，锅炉工要掐死的徐香玉当时也是由于被强奸而要自杀未成，却得了精神病至今未愈。
昔日的锅炉工学铁找顺今交出录像带，说是录制三部莎士比亚戏剧的，并告诉顺今事情的来龙去脉。因革命委员会主任强奸徐香玉，她要自杀未成而得了精神病，他自己则想杀死她了事，却行动未遂被判二十年徒刑，被监禁九年后放出来，回家乡修养一段时间后再回来当锅炉工的。还讲述他与徐香玉的爱情故事。
正植辞职后到私立医院神经科开设了“精神卫生咨询处”，在那里，他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精神病患者，连顺今的母亲崔氏都来向他咨询，甚至市长都特意来访，咨询有关精神卫生的知识。
小说以198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时期为背景，试图将因大跃进、文革受到精神创伤的社会问题同新产生的精神病理现象结合揭示出来。也就是说，从精神病理学的角度，揭示当代社会各种不和谐现象、人们的意识问题和心理问题，其主题意识明确而深刻。
那么，从互文性的角度看，中篇小说《“精神病理学”研究》与多幕剧《被遗忘的人们》是处于何等关系呢？
首先，其基本叙事没有太大的差异，所变化的部分都是为了适应戏剧这一体裁特点而改动，也就是为了加强戏剧性而做出调整。与上述《哭着笑的人们》作品群不同，在这一作品群的小说里，明示主要人物的名字。在戏剧里也维持其名字，只是在小说里无名的角色在戏剧里获得了名字，而且还增加了一些人物（主要是精神病患者），并且有名有姓。这是戏剧的体裁特点上不得已而为之。从叙事内容来看，小说里有关顺今母亲崔氏的内容在戏剧里完全消失，而在小说里没有提到的，在医院停尸房里发生的青年男女恋爱的故事，还有想在尸体里找出存折的一对夫妇的有些黑色幽默的故事，却在戏剧里占有重要的叙事内容。小说里的心理描写部分多数在戏剧里省略掉，取而代之的就是类似上述黑色幽默的故事，这显然是为了加强戏剧性而为之。另外，在戏剧尾声部分出现的精神病患者们举行春节假面聚会的场景，也是为了加强戏剧性而为之，这部分在小说里是看不到的。
戏剧里还增加了一些既加强戏剧性，同时也加深作品历史性的内容。比如戏剧开头部分出现的，关于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得了精神病的患者“志愿军”，批林批孔时得了精神病的患者“孔老二”，文革时得病的“平头”，还有最近因为恋爱失败而得病的“阿里巴巴”等个性鲜明的人物就属于这一类。这些人在精神上仍存在于他们得病的那个特殊的年代，且以当时的方法对待社会和人。作家是站在创作这些作品时的改革开放初期的立场上，用戏剧化的方式，揭示或者阐释人们深陷精神病泥潭的那个时代的社会问题。
当然，在戏剧里这种叙事变化不仅仅是为了加强戏剧性。这些戏剧性的插曲，将“精神健康”的问题不仅在现实层面，而且从历史性的角度刻画出来，使得作品的主题更加丰满深刻。这就意味着，作家不仅是在互文性方面，从二次创作的角度上说，也是更加深入挖掘出其主题思想。说明当时作家金勋仍处于创作上的成长期，而且其成长也不是小幅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飞跃。
结语
互文性概念包括两层基本含义，一是一个确定的文本与它所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或在总体上加以改造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二是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在一个文本之中，不同程度地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的文本。本文是从第一个最基本的互文性侧面分析了金勋文学多种体裁之间的关系。
《操心之事》作品群的主题意识对准了时代性，而历史性或者人性的问题较少涉及到。所以从现在的角度看，甚至当时是因为什么，这一作品群引起读者或观众那么热烈的欢迎而感到疑惑。然而，不要忘了，在这一作品群所揭示的主题，即返城知青的就业问题是当时社会最为引人关注的焦点问题。与时代主题过于密切，随着时代的流逝而容易褪色，但是在相应的历史环境里，这些主题却容易被人们所响应或引起共鸣，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相比之下，《哭着笑的人们》作品群更关注的是人性的问题，外加一些历史性的主题，所以从现在的审美观来看，也仍然具有较强的艺术生命力。而《“精神病理学”研究》作品群，则把焦点对准历史性的问题。在小说《“精神病理学”研究》里，作家把“精神健康”的问题同过去的历史事件联系起来，而到了戏剧《被遗忘的人们》，更是把这些与历史的相关性凸显出来，明显加强或者深化其意义。
从互文性的角度看，金勋文学的叙事变化主要目的似乎就在适应体裁特点上，然而，这不是全部。作为正处于成长期的作家在文学水平的提升也体现在同一题材的多体裁创作上。尤其在《“精神病理学”研究》作品群里，这一现象最为明显，比起先期创作的小说，一年后创作的戏剧在主题挖掘上呈现出长足的进步和深化。
总之，金勋文学的互文性，通过对同一题材的不同体裁创作，达到将文学效率最大化的目的。这种效果不仅是通过体裁转换最大限度地体现体裁的特点来实现，同时也通过文学修养的进步深化其主题来实现，而这是只有通过互文性才能实现的文学现象。
从另一个角度看，运用延边特有话术的现场性，还有，被称为“轻喜剧”的戏剧性是朝鲜族话剧或者延边话剧的重要特点，而形成这一特点中，金勋的戏剧为之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目前在朝鲜族文学创作中，戏剧是比较薄弱的体裁，毋庸讳言，为了这一体裁的振兴，分析和总结这种现象和经验无疑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小说、戏剧、电影电视剧本的关联性
张春植
内容提要：
金勋是建国后朝鲜族第四代作家群的代表人物之一，活跃于整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沉寂一段时间之后，新世纪前后又开始新的一个创作周期，成果颇丰。他的作品以时代感强烈的中短篇小说为主，但是其戏剧和电影、电视叙事也极富特点。讨论金勋的创作，其最突出的特点是，以小说创作为主，同时参与戏剧、电影电视剧本创作，而在小说、戏剧、电影电视剧本之间呈现叙事上的相关性，不少作品在题材和主题上还呈现出几个关系非常紧密的作品群，从而文学创作的互文性便成为可能。
金勋文学的互文性，通过对同一题材的不同体裁创作，达到将文学效率最大化的目的。这种效果不仅是通过体裁转换最大限度地体现体裁的特点来实现，同时也通过文学修养的进步深化其主题来实现，而这是只有通过互文性才能实现的文学现象。
关键词：金勋；互文性；朝鲜族；知青；新时期
前言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又称为“文本间性”或“互文本性”）概念最早由法国人朱丽娅·克里斯蒂娃于1966年在关于巴赫金的论文中提出，其中包括巴赫金关于对话理论与复调理论的概念。此后，“‘互文性’就被结构主义、符号学、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文化研究’等诸多的理论流派所挪用。如今，‘互文性’业已成为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领域最为常用而使用又最为混乱的关键词之一。”[1]从广义上这一概念认为，文学话语不是归属于某一作家的独创性或者特殊性，而以既有的个别文本及一般的文学规约和习惯的方式存在。[2]克里斯蒂娃在《符号学》一书中指出：“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它本文的吸收和转化。”[3]
“互文性”概念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含义。一是“一个确定的文本与它所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或在总体上加以改造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二是“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在一个文本之中，不同程度地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的文本;譬如，先时文化的文本和周围文化的文本，任何文本都是对过去的引文的重新组织”。“互文性”概念强调的是把写作置于一个坐标体系中予以关照：从横向上看，它将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进行对比研究，让文本在一个文本的系统中确定其特性；从纵向上看，它注重前文本的影响研究，从而获得对文学和文化传统的系统认识。应当说，用“互文性”来描述文本间涉的问题，不仅显示出了写作活动内部多元文化、多元话语相互交织的事实，而且也呈示出了写作的深广性及其丰富而又复杂的文化内蕴和社会历史内涵。[4]
就如李玉平所指出，互文性概念及理论已扩散到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广泛领域，尤其在文学研究中给我们提供阐释文学文本丰富内涵的有力而科学的工具与手段。
金勋是建国后朝鲜族第四代作家群的代表人物之一，活跃于整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沉寂一段实践之后，新世纪前后又开始了新的一个创作周期，成果颇丰。他的作品以时代感强烈的中短篇小说为主，但是其戏剧和电影、电视叙事也极富特点。轻松诙谐，延边方言运用自如，幽默中带些悲苦，却不乏积极向上的热情，这些都是八十年代朝鲜族戏剧的特点，而形成这些特点，金勋的戏剧作品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跨入文坛的金勋，至今已创作发表了40多篇中短篇小说，40多篇戏剧作品和电影、电视剧本，另外还发表了散文、报告文学等作品50多篇，诗歌80多篇，评论、创作谈30多篇，共计250多篇作品，出版了8部作品集和6部个人文集。不少作品翻译成中文发表，有些作品还在海外介绍。获得包括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在内的多种奖项，可见其文学创作在国内、国外都获得承认。
从作品的主题倾向看，金勋的文学可归纳为以下四个类型：一是积极应对时代的变化；二是再现文化大革命的体验及知识青年情结；三是生命价值的阐释；四是对民族意识的再认识。这其中，前三个类型以文革及其延长线上的知青问题作为主要母题。它们有时是作为背景，有时是作为主要矛盾出现，有时是间接的、有时又是直接的方式再现出来，这和金勋本人的个人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第四个类型看似与作家的经历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实际上却和作家的民族身份认同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一点作为朝鲜族社会的价值认同之一，具有重要的意义。
讨论金勋的创作，其最突出的特点是，以小说创作为主，同时参与戏剧、电影电视剧本创作，而在小说、戏剧、电影电视剧本之间呈现叙事上的相关性，不少作品在题材和主题上还呈现出几个关系非常紧密的作品群。其中《操心之事》作品群和《哭着笑的人们》作品群，以及《“精神病理学”研究》作品群就是属于这一类型。
《哭着笑的人们》作品群和《“精神病理学”研究》作品群主要以小说和戏剧之间形成互文性，而《操心之事》作品群则小说与戏剧、电视剧本之间形成互文性。另外独幕剧《卖豆腐》虽人物的名字和故事背景不同，但是在叙事结构上却与《操心之事》作品群形成互文性。
基于此，本文主要从横向坐标体系中对金勋文学的互文性加以关照，从作家本人各个文本之间的关联中探索其写作特性，探索其意义和价值。
1.《操心之事》作品群——小说、戏剧、电视剧本的相互关联性
《操心之事》作品群名称取自短篇小说《操心之事》(1981)，此作品群除了这篇小说之外，还包括电视剧本《妈妈您放心》(1982)和戏剧《操心之事，会心之事》(1982)、《卖豆腐》(1981)等四部（篇）叙事作品。这四部（篇）都是在1981年至1982年的两年间发表或者公演，显然作者是几乎同时创作这群作品，那么，其相互关联性或者互文性是如何体现的呢？
先以短篇小说《操心之事》作为基本型，分析其结构特点。
小说是以记者与主要人物的访谈形式叙述的。
对崔氏的访谈内容: 崔氏的二儿子明浩没有“正当”职业，在个体企业“新街照相美术服务部”以给人照相、画广告为生，年轻时没了丈夫的崔氏对此十分操心，更让她烦心的是儿子没有“正当”职业该如何娶媳妇呢。可就在这时，她偶然在家里的录音机里听到女儿美顺的同学玉任跟儿子谈情说爱的录音，心里突然豁然开朗。但同时，偶然碰见同样没有“正当”职业的亨吉跟女儿没顺一起看电影，心又感到郁闷起来了。亨吉和明浩是在同一个个体企业里工作的。
对美顺的访谈内容： 那天晚上，看完电影回家后被母亲臭骂一顿，而且第二天起被“软禁”在家里，不能到照相美术服务部上班，母亲就是不让她再见到亨吉。另一方面，崔氏把一个在国营单位工作的小伙子介绍给女儿，当时，对刚从农村返城的知青来说，国营单位是最为理想的工作岗位。祸不单行，就在这时亨吉给美顺送来了一张写有一个大大问号的纸条。
对亨吉的访谈内容：明浩、亨吉、美顺、玉任这四位青年是从同一个村“集体户”里返城的知识青年，他们的恋情是在“集体户”时期，美顺喜欢爱好摄影的亨吉，玉任看上热爱美术的明浩开始的。亨吉给美顺送一张写大问号的纸条，是美顺母亲带来美顺的“未婚夫”照片让亨吉放大引起的一个疑惑。可回信同样也是一个大问号。于是亨吉大概猜到了个中的原因，找明浩商量，为了改变崔氏看不起个体企业的思想，一起想出妙计。
对明浩的访谈内容：妙计是从两方面实施的，即亨吉参加摄影比赛，同时主动去找要介绍给美顺的那位小伙子说明情况，并跟他说好，说因为职业不好，他不愿意和美顺见面，从而使这桩婚事告吹。可是没想到，崔氏反应强烈，这回干脆闹着要给女儿找一个大学生小伙子。于是他们又改变战术，让玉任假装与明浩分手，刺激崔氏。
对玉任、亨吉、明浩、美顺、崔氏的共同访谈内容：事与愿违，当知道明浩与玉任遭到玉任母亲的反对要分手后，崔氏找玉任母亲求情，不要破坏孩子们的婚姻时，才知道与明浩的相好玉任的母亲强烈反对他们的婚姻，这一下弄巧成拙，假戏要成真了，因为玉任的母亲跟崔氏一样，同样把个体经营当做无职业者。就在这时，崔氏反倒改变了想法，开始学习有关个体经营的政策，想方设法说服玉任母亲，可是玉任母亲却反问崔氏，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您不愿意把女儿嫁给个体经营职业的青年时，崔氏无言以对了。于是亨吉不失时机地准备一大包点心，去找未来的丈母娘磕头敬酒，崔氏终于举手投降，同意他们的婚姻。然而，年轻人还有一个更大的难题，就是如何说服玉任母亲。
从叙事结构看，在这篇小说里，面对事件（恋爱）的主体明浩和玉任、亨吉与美顺两对恋人，作为妨碍者的崔氏支持明浩与玉任这一对恋人，却反对亨吉与美顺的恋情。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事件的主体们利用妨碍者的双重态度，使出了妙计，结果妨碍者变成支持者，同时又出现新的妨碍者而产生新的矛盾，加上报社记者访谈这一外在结构将其内在结构串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叙事作品。
这也是这篇小说的结构原理。加上事件本身，即恋爱故事与非国营企业或者个体营业这一职业相关，而这一职业却是解决1970年代末80年代初因大量下乡知青回城出现的就业难的当代焦点问题，自然而然地导出了作品的主题，即非国营企业或者个体经营也是国家允许甚至鼓励的有前途的工作，和国营单位一样也是正当职业的社会认识。
多幕话剧《操心之事，会心之事》的主题与此类似，但叙事结构却出现不少变化。首先，出场人物有所变化，明浩、亨吉、美顺和崔氏的名字和角色基本一致，但小说原作里玉任的名字改成贞琴，再有就是原作里玉任的母亲角色消失，新增加一个贞琴的父亲以街道办事处主任身份出现。而且这个人物的叙事角色与小说原作里贞琴的母亲正好相反，即事件主体的协助者的角色。此外还增加了足球运动员一洙，亨吉的妹妹亨玉也以足球运动员的身份出现，也是一个新增加的人物，另外还增加一个哑巴，这就说明作品的叙事范围有较大的扩展。
那么，叙事上的这种变化在戏剧里意味着什么呢？
- 贞琴母亲（原玉任母亲）的隐去和贞琴父亲的登场使得戏剧在主题的深刻性方面与原作小说相比有所弱化。贞琴母亲的出现在小说《操心之事》里意味着问题的未解，说明社会对知青个体创业现象尚未接受，需较长时间的适应过程。而在戏剧里，贞琴父亲不仅身份上属于地方官员，在实际立场上也积极支持年轻人的个体创业，甚至亲自参与说服妨碍者崔氏的过程。第二，新增加的人物亨玉和一洙同贞琴的父亲一起，给为说服崔氏编排的“戏”赋予更大的“真实性”，同时因此其“戏剧”的故事也更加紧张惊险。可见，叙事人物的变化虽然弱化了主题的深刻性，但同时明显提高了作品的戏剧效果（主要是喜剧效果）。这是作家为了适应戏剧的特点所作出的叙事结构上的调整，其效果也证明这一点。
在叙事上，电视剧本的场面比戏剧更加扩大和开放，这当然是体裁或者艺术形式上的不同而带来的变化，然而，稍加细致阅读就会发现，电视剧本里的场面也就是把戏剧舞台的场面稍加扩大而已。比如原戏剧里的照相馆、公园门前、崔氏的家等主要舞台在电视剧本里都出现，也是主要场面，只是在其基础上多增加一些场面而已。这就意味着，戏剧和电视剧本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但同时也表明，作家没有完全超越戏剧舞台的限制，仍拘泥于某种看不见的局限里，暴露出，此时的金勋对电视或电影的特点尚未完全掌握并运用自如。
现在我们再看一看轻喜剧《卖豆腐》和上述三个作品的关系或者互文性。
首先是人物的业态不同。上述三篇（部）作品里人物的职业是摄影和美术方面的创业者，而在这部作品的主人公却是在社会上更加被歧视的豆腐生意。作品中出现的另一种业态是豆腐厂，是国营企业，所以从职业贵贱的角度上看，这两个相似的职业结合起来就和上述作品的职业条件差不多少。人物的名字也不同，职业环境变了，人物的名字也相应的发生变化，但是人物的叙事角色有着很多相同之处。叙事事件的主要人物熙洙和海玉相当于上述作品中的亨吉和美顺，而海玉的母亲金氏相当于崔氏。还有，机械厂的工人文洙相当于电视剧本里的足球运动员一洙。当然，上述三篇（部）作品里亨吉和美顺都是相同的职业，但是在这部戏里，海玉的职业是国营丝绸厂的工人，其差异明显。此外，在这部作品里，从叙事角色方面增加了在上述作品里未出现的几个人物，比如海玉的表姐，清洁工金玉，海玉的舅舅万洙，熙洙的父亲老崔和海玉的父亲老朴等。
解决矛盾的方式也不同。在这部戏里，由于拿错写有约会内容的纸条，使得要破坏主人公们恋爱的妨碍者的诡计失败，反而起到相反的效果，成就了另一对恋人，结果，妨碍者反倒被说服。也就是说，新增加的几个人物就是起到通过纸条的错传造成约会错误的角色。还有一点，在这部戏里，主人公熙洙做豆腐买卖，是主动推辞豆腐厂的采购员工作后做出来的。这一点跟前三篇（部）作品区别明显。
这种差异使得矛盾的性质有所弱化。所以，从主题的深刻性说，这部作品的主题意识比前三篇（部）作品有所弱化，但是从叙事的侧面说，各人物造成的误会和把误会顺水推舟改换成现实的巧妙叙事设置与卖豆腐这一职业行为特点结合起来，营造出更加强烈的喜剧效果。这种“误会的处理”方式成为八十年代朝鲜族话剧，尤其是喜剧或者轻喜剧的重要叙事特点。当然，无可否认的是，金勋的戏剧叙事是形成朝鲜族喜剧特点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互文性的角度看，除了戏剧《卖豆腐》之外，其他三部（篇）都是同一题材和主题，相同的人物，甚至基本故事梗概也相同或者相似，只有戏剧《卖豆腐》，从题材到人物都同上述三部（篇）作品区别较大。然而，在主题和叙事结构上却具有较大的相似性。虽然，人物的名称不同，但是主要人物的角色也比较相似。由此可以确认，四部（篇）作品明显处于互文关系。
从某种角度上说，以上四部（篇）作品，尤其是前三部（篇）作品貌似将相似的主题和叙事结构接连改编成小说、戏剧和电视剧本，但是，这三种体裁的作品涉及的都是不同的媒体，考虑到体裁或媒体变化所营造的波及效果，毫无疑问，其社会影响和审美效果却大于四部（篇）作品的相加。
2.《哭着笑的人们》作品群——两篇小说改编成一部戏
《哭着笑的人们》作品群包括短篇小说《喜怒哀乐》（1983）、《不加粉饰的生活记录》（1983）和多幕话剧《哭着笑的人们》（1984）等三篇（部）叙事作品。根据发表时间来判断，创作顺序应该是两篇小说在前，戏剧作品在后，也就是说，与《操心之事》作品群不同，这一作品群呈现出两篇小说的叙事内容合并融合到一部多幕剧《哭着笑的人们》里。具体而言，就是将两个短篇小说的内容在多幕剧的舞台1层和2层交叉呈现，甚至出场人物表也是分“楼上（第一表演区）”和“楼下（第二表演区）”两部分。当然，和小说一样，两个故事虽然都发生在同一家医院里，在话剧的同一个舞台上发生，两个故事之间却没有直接的关系，至少是不太明显。那么，就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即两个互不相干的故事在同一个舞台上演会产生何种效果呢？
首先，短篇小说《喜怒哀乐》讲的是因患肿瘤病住在同一个病房里的四位患者之间发生的故事，通过这四位患者各自经历过的让人高兴的、愤怒的、悲伤的、快乐的事情，刻画出人物各自不同的性格及其命运。矮个子承大替别人写了很多情书，却没有机会为自己写情书，说起最高兴的事情，就是有一次在街道排球赛上，他坐在高高的裁判席上当裁判。尽管如此，他总是乐观人生，主动安慰别人。艺术团的歌手允洙曾获得过歌唱比赛优秀奖，深受人们欢迎，但突然发现喉咙里长出了肿瘤，不得不做切除手术，当然也不得不要放弃歌手生涯。在这一过程中，女朋友也背叛了他，与他分手。铁三是在粮库里背粮食麻袋的壮汉子，还天天练习拳击，说他最高兴的事情也是一拳打倒对手，最气愤的事情也是打架时有人先逃跑，然而，真正需要他用拳头帮忙时却自己怯懦逃跑，是外凶内虚之人。尚日总觉得因为文革中耽误学业而遗憾，经常拿出中学教材学习。有一天几个流氓欺负医院的护士，外凶内虚的铁三不敢与他们斗时，尚日挺身而出教训那几个流氓。最终，在四个患者当中只有尚日被确诊为癌症，其他人都是良性肿瘤。于是三人极力劝慰尚日，要战胜疾病，他自己也振作起来，下定决心要与病魔作斗争。
以上小说的内容基本上以四个人物的对话叙述，因此虽然是小说，却比较接近戏剧的叙事特点，除了铁三遇到流氓想逃跑时，尚日挺身而出教训那几个流氓的场景在室外发生外，其他场景都发生在病房内。当然，人物们讲述的故事都是在不同的生活空间里发生。
短篇小说《不加粉饰的生活记录》，以观察者的角度叙述产房前，产房内外各种人物之间发生的种种事件和故事。
起初，产房前有几个男人和一位老奶奶在等待产房内的消息。这大概是人们在产房前能看到的最普遍的风景，但这里有一点比较特殊，即名叫崔英爱的，绰号“连衣裙”（作者把小说里的人物一一起了个绰号，下同）的姑娘来产房做人工流产，原因是男方家里反对两人的婚姻，逼着怀孕的女方做人流手术。另一方面，有个绰号“平头”的男子扶着一个孕妇急匆匆过来，说是差点在市场分娩，看似不像是她的丈夫，却把她照顾得细致入微，格外周到。人们有些诧异，用异样的目光注视他们，果然，那位平头男子遇到来看望朋友的梳单辫子头的姑娘聊得热乎，看此情景，大家都默认为他们是在搞三角恋爱。这时，绰号“啤酒肚”的男人妻子大出血，急需输血，那位平头男人第一个自愿献血。不久，产房里传来婴儿的啼哭声，有个梳双辫子头的姑娘出来要借用录音机，带着录音机的绰号“眼镜儿”的男人和“啤酒肚”有些犹豫，可一听到双辫子姑娘的哥哥因得肝硬化腹水而生命垂危却拒绝治疗，只想听到自己新生孩子的啼哭声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借给录音机。过了一会儿，绰号“中山装”的男人终于站起身来，跟大婶儿说要叫出英爱，还说他下定决心，即使父母反对，也要跟英爱结婚，要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双辫子”提着录音机回来，说她哥哥听到孩子啼哭声和录音机里 “眼镜儿”事先录下的自作诗后，重新开始接受治疗。此外，绰号“前进帽”的男人表白说，啤酒肚的老婆需要输血时，因为自己是罪犯，不敢站出来主动献血。与此同时，老奶奶说“前进帽”的老婆生下一个男孩儿，还说女儿把离婚申请书还给他，要他给儿子起个名字，于是“前进帽”也下决心要重新做人。后来，前面人们议论的所谓“三角关系”终于真相大白，实际上“平头”带来的孕妇是从农村来逛市场的陌生女人，在市场里突然要临产才由他这个热心肠的陌生人人带到医院里来的。
以上介绍的就是成为话剧《哭着笑的人们》的两篇原作短篇小说的故事梗概。当然，这两篇短篇小说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只有一点可能有关系，即两篇小说的事件都发生在医院里。那么，作者是如何把毫不相干的两个故事在戏剧里联系在一起的呢？
首先，两篇小说的故事在话剧里改做楼上和楼下的故事，同时发生在同一个舞台上。当然，小说的故事不是原封不动地搬到舞台，而是经过适应舞台的变化之后再现出来的。在短篇小说《不加粉饰的生活记录》里，除了崔英爱之外，所有人物都是以其外貌特征起的绰号出现，比如连衣裙、啤酒肚、平头等，而在话剧里，却以各自的名字出现，因为话剧主要是以对话来叙述故事，而对话中不可能随便叫别人的绰号。
首先，话剧开头，立体展示了楼上楼下的情景。楼下走廊长椅上躺着姓许的老太太和叫一男的男子，而在楼上病房里，允洙和铁三、尚日在各自的床上或读书（尚日），或玩儿扑克游戏（铁三），或躺着不动（允洙）。在楼下响起婴儿的啼哭声后，年轻人和老太太交谈，说是生了个带棒儿的。楼上的人们往下看时，孩子的啼哭声和急救车的鸣笛声重叠，于是楼上病房的铁三叹口气，允洙按下合式录音机的按钮，贝多芬的交响曲《命运》响起。这就是话剧的开幕情景。而这一情景显然是把两个毫不相干的事件连成一个故事的关键叙事处理。当然，此外在话剧的发展过程里，间断地出现一些连接结构，但是如果没有这一开头部分的处理，就很难把观众的视线捆绑在两个故事里。
此后的剧情是在楼上和楼下交替展开，多数内容和两篇小说的故事差不太多，只有少部分内容有所区别。比如，在小说《喜怒哀乐》的开始部分由四个患者进行交谈，但在话剧里，主要人物承大最后住进来，而且，来的时候不是自己一个人，是与徐主任一起进来住院，而在小说里是不出现这么一个人物的。不仅如此，还增加一个换床的内容和别的病房患者朴大爷经常到他们的病房来和他们下棋，在下棋的过程中突然晕倒后随即死亡的内容在小说里也不出现。此外，在话剧里，将贝多芬的音乐贯穿全剧，以增强对生命的庄严感受。这些增加的内容，显然是为了加强紧张感和剧情氛围采取的叙事处理。在小说里，铁三遇到流氓因害怕而逃避时，尚日挺身而出去揍流氓的场景是在医院外发生，而在话剧里却是在病房里发生，这也是根据体裁和媒体的变化而做出的调整。
虽然两篇小说的内容组合在一部话剧《哭着笑的人们》里，但其剧情发展基本上是分开的，那么，作者是如何把这两个性质相异的内容组合到一部戏里的呢？除了前面提到的引子部分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即在话剧中间出现的如下旁白将两个貌似毫不相干的故事在舞台上编织在一起：
旁白：我的主人公们身盖黑色帷幕进入了梦乡。面对新生命的诞生，产房前，我的主人公理应要梦到自己当爸爸的甜蜜，但是肿瘤病房里，我的主人公们却是要做恶梦还是做美梦？过了这一夜，给他们带来的是幸运还是不幸？……大家一起等待天亮吧。（退场）
不管是死亡还是新生命的诞生，都与生命有关。除了两个故事都发生在医院里的事实之外，这是这部戏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部完整的戏的关键所在。当然，除此之外，为了使两个故事编织成更紧密的整体，作家还动员了更多的叙事设置，比如楼上急性质的承大从外面回病房时，与从楼下产房前走廊走出来的南洙装个满怀引起的小插曲就是其中一例。南洙把矮个子的承大当做小孩儿，与他发生口角。更加明确的关联性发生在话剧的尾声部分，楼上楼下的主要人物们直接见面。
尚日慢慢地走近一男旁边，低头端详新生的婴儿，他突然抬起头向护士露出微笑。护士和承大、铁三、允洙转身抹泪。
婴儿大哭起来，在婴儿的啼哭声中，一男、崔氏、南洙、学究、英爱、助产员微笑，而护士、承大、铁三和允洙却抹眼泪。
尚日走近护士前伸出手，护士将自己手里的百日红递给尚日。尚日一只手扶着护士的肩，靠近抱着婴儿的一男跟前，向护士微笑，把手里的百日红放在婴儿的襁褓上。
例文既把两个故事里的人物们关联起来，也把死亡和新生命的诞生这一生命的两个极端联系起来，从而不仅在叙事上，而且在主题的阐释上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与话剧引子部分遥相呼应，将话剧成为一部完整的叙事作品。
在这部戏里，为了将两个互不相干的故事在同一个舞台上形成关联，作家动员了各种叙事设置，舞台的上下层结构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在客观上，两个故事都发生在医院这一特定的环境是这一叙事设置成为可能的条件。作为加强两个故事关联性的方法之一，作家还将使两个故事交叉展开。另外，在舞台布景上，让楼上故事的人物们能够观察和感受在楼下发生的事件，使得两个故事获得更多的关联性。还有，在话剧的尾声部分，让两个故事里的人物们直接见面，从而不仅成就了叙事的完整性，同时将生命主题最大化，三部（篇）作品的互文性蕴含的意义和价值也就在这里。
3. 《“精神病理学”研究》作品群——小说与戏剧的差异
属于这一作品群的作品包括中篇小说《“精神病理学”研究》（1986）和戏剧《被遗忘的人们》（1987）两部（篇）。从发表时间看，和上述两个作品群一样，是小说在先戏剧在后，也就是说，作家把自己的小说改编成或者说改写成戏剧。
从互文性的角度看，这一作品群比上述两个作品群相对比较单纯，但其意义并非简单。先看一看中篇小说《“精神病理学”研究》的叙事结构。
精神病院女子住院楼护士长顺今值夜班查房时，发现女患者徐香玉不见了。原为话剧团演员的患者徐香玉虽然连父母都认不出来，但是对莎士比亚的戏剧台词却倒背如流。顺今感到有些不安，认真查看医院的院子，因为过去她也曾经受过害，与那个患者经历相似。当时，顺今被“工人宣传队”队员诱奸，却在当时的环境里，只好和加害者结了婚，他就是现在的丈夫。
正当此时，当日值班的正植到了值班室，突然，顺今打来电话说有一个患者在锅炉房里。跑过去一看，是锅炉工和徐香玉患者正对着莎士比亚的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台词。锅炉工一会儿对台词，一会儿又向徐香玉哀叫自己就是学铁。然而，看到徐香玉仍然认不出他来，他便精神时空，猛冲过去掐住她的脖子，就在这危急时刻，正植和顺今冲进去制止他的鲁莽行径，并平息了突发事件。
事后，顺今回到了家。可是在家里，丈夫正抱着一个年轻的姑娘寻欢，一气之下，顺今向那对男女泼了一碗冷水，回到娘家跟母亲哭诉再也不能跟丈夫过日子。有过离婚经历的母亲虽然不太情愿，但是最终还是同意女儿离婚。
正植因妻子的疑夫症和与顺今的毫无根据的传闻而苦恼，甚至把自己正在写的论文题目也叫做《社会与精神病理学》。几天前，新住院的女患者原为省劳模，却因有人妒忌她而受到诬陷，结果得了精神病。同样，锅炉工要掐死的徐香玉当时也是由于被强奸而要自杀未成，却得了精神病至今未愈。
昔日的锅炉工学铁找顺今交出录像带，说是录制三部莎士比亚戏剧的，并告诉顺今事情的来龙去脉。因革命委员会主任强奸徐香玉，她要自杀未成而得了精神病，他自己则想杀死她了事，却行动未遂被判二十年徒刑，被监禁九年后放出来，回家乡修养一段时间后再回来当锅炉工的。还讲述他与徐香玉的爱情故事。
正植辞职后到私立医院神经科开设了“精神卫生咨询处”，在那里，他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精神病患者，连顺今的母亲崔氏都来向他咨询，甚至市长都特意来访，咨询有关精神卫生的知识。
小说以198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时期为背景，试图将因大跃进、文革受到精神创伤的社会问题同新产生的精神病理现象结合揭示出来。也就是说，从精神病理学的角度，揭示当代社会各种不和谐现象、人们的意识问题和心理问题，其主题意识明确而深刻。
那么，从互文性的角度看，中篇小说《“精神病理学”研究》与多幕剧《被遗忘的人们》是处于何等关系呢？
首先，其基本叙事没有太大的差异，所变化的部分都是为了适应戏剧这一体裁特点而改动，也就是为了加强戏剧性而做出调整。与上述《哭着笑的人们》作品群不同，在这一作品群的小说里，明示主要人物的名字。在戏剧里也维持其名字，只是在小说里无名的角色在戏剧里获得了名字，而且还增加了一些人物（主要是精神病患者），并且有名有姓。这是戏剧的体裁特点上不得已而为之。从叙事内容来看，小说里有关顺今母亲崔氏的内容在戏剧里完全消失，而在小说里没有提到的，在医院停尸房里发生的青年男女恋爱的故事，还有想在尸体里找出存折的一对夫妇的有些黑色幽默的故事，却在戏剧里占有重要的叙事内容。小说里的心理描写部分多数在戏剧里省略掉，取而代之的就是类似上述黑色幽默的故事，这显然是为了加强戏剧性而为之。另外，在戏剧尾声部分出现的精神病患者们举行春节假面聚会的场景，也是为了加强戏剧性而为之，这部分在小说里是看不到的。
戏剧里还增加了一些既加强戏剧性，同时也加深作品历史性的内容。比如戏剧开头部分出现的，关于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得了精神病的患者“志愿军”，批林批孔时得了精神病的患者“孔老二”，文革时得病的“平头”，还有最近因为恋爱失败而得病的“阿里巴巴”等个性鲜明的人物就属于这一类。这些人在精神上仍存在于他们得病的那个特殊的年代，且以当时的方法对待社会和人。作家是站在创作这些作品时的改革开放初期的立场上，用戏剧化的方式，揭示或者阐释人们深陷精神病泥潭的那个时代的社会问题。
当然，在戏剧里这种叙事变化不仅仅是为了加强戏剧性。这些戏剧性的插曲，将“精神健康”的问题不仅在现实层面，而且从历史性的角度刻画出来，使得作品的主题更加丰满深刻。这就意味着，作家不仅是在互文性方面，从二次创作的角度上说，也是更加深入挖掘出其主题思想。说明当时作家金勋仍处于创作上的成长期，而且其成长也不是小幅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飞跃。
结语
互文性概念包括两层基本含义，一是一个确定的文本与它所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或在总体上加以改造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二是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在一个文本之中，不同程度地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的文本。本文是从第一个最基本的互文性侧面分析了金勋文学多种体裁之间的关系。
《操心之事》作品群的主题意识对准了时代性，而历史性或者人性的问题较少涉及到。所以从现在的角度看，甚至当时是因为什么，这一作品群引起读者或观众那么热烈的欢迎而感到疑惑。然而，不要忘了，在这一作品群所揭示的主题，即返城知青的就业问题是当时社会最为引人关注的焦点问题。与时代主题过于密切，随着时代的流逝而容易褪色，但是在相应的历史环境里，这些主题却容易被人们所响应或引起共鸣，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相比之下，《哭着笑的人们》作品群更关注的是人性的问题，外加一些历史性的主题，所以从现在的审美观来看，也仍然具有较强的艺术生命力。而《“精神病理学”研究》作品群，则把焦点对准历史性的问题。在小说《“精神病理学”研究》里，作家把“精神健康”的问题同过去的历史事件联系起来，而到了戏剧《被遗忘的人们》，更是把这些与历史的相关性凸显出来，明显加强或者深化其意义。
从互文性的角度看，金勋文学的叙事变化主要目的似乎就在适应体裁特点上，然而，这不是全部。作为正处于成长期的作家在文学水平的提升也体现在同一题材的多体裁创作上。尤其在《“精神病理学”研究》作品群里，这一现象最为明显，比起先期创作的小说，一年后创作的戏剧在主题挖掘上呈现出长足的进步和深化。
总之，金勋文学的互文性，通过对同一题材的不同体裁创作，达到将文学效率最大化的目的。这种效果不仅是通过体裁转换最大限度地体现体裁的特点来实现，同时也通过文学修养的进步深化其主题来实现，而这是只有通过互文性才能实现的文学现象。
从另一个角度看，运用延边特有话术的现场性，还有，被称为“轻喜剧”的戏剧性是朝鲜族话剧或者延边话剧的重要特点，而形成这一特点中，金勋的戏剧为之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目前在朝鲜族文学创作中，戏剧是比较薄弱的体裁，毋庸讳言，为了这一体裁的振兴，分析和总结这种现象和经验无疑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1] 李玉平著，《互文性——文学理论研究的新视野》，商务印书馆，2014。
[2] 韩龙焕著，《小说学辞典》，（韩）文艺出版社，1999。
[4] 以上内容请参照《360百科》，http://baike.so.com/doc/6960134-7182645.html。（2016年6月11日）。关于“互文性”理论的更多详细内容请参照李玉平著《互文性——文学理论研究的新视野》（商务印书馆，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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